骆秉章（清）的个人简介
骆秉章（1793年－1867年），原名俊，37岁时改名秉章，字吁门，号儒斋，广东花县人，清后期封疆大吏。咸丰二年（1852年）夏，太平军入湖南，骆秉章率清兵拼死抵抗，并令用炮轰击，其事未平，被革职留任。后以守长沙有功（太平军围攻八十余日不能克）而复职。咸丰三年（1853年）支持曾国藩办团练，又聘左宗棠为幕僚，事无巨细，皆听之，左宗棠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一时传为佳话。人物简介
清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读了三十多年经书的骆秉章终以恩科六十名进士，殿试二甲二十七名，朝考入选，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考其社会背境：大学士穆彰阿和潘世恩均是骆秉章座师（会试主考），二人都是“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终道光朝，恩眷不衰”，炙手可热的权臣。骆历任遍修、监察御史。
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骆秉章受命稽察吏部银库，不久，外间即有传闻，一是“此次骆老爷如此认真，（我等）难于舞弊。”二是“潘（世恩）相是伊老师，尤不徇情，何况他人？”穆彰阿调查后，确为一丝不苟，分毫不沾，大有感触，益加器重。穆彰阿召秉章说：“尔查库真超前绝后，我必让你再留三年，于大库有益，”对答：“此地一年已难办，再留三年，恐无活人矣！”可见骆氏为官风采和黑色幽默。三年后，银库终于事发，共亏短九百多万两。部议失察革职，仍罚赔库款一万八千二百两。事恰有峰回路转，经吏部暗查真相上奏，因证据不足，谕赐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五品）用。道光召见时对他说：“汝是年查库办得好，不独我知，人人皆知。……今有此案汝之名更显，若无此案，我亦不知汝……汝好好读书，好好做官，将来为国家办事。”自此道光信任有加，又升侍讲学士，出任湖北按察使。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任湖南巡抚。第二年，太平天国金田事起广西，势如破竹，清廷各路官兵一败再败。、贵州和云南布政使。
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清政府命湖广总督程采前往湖南督办防务，堵截太平军，骆秉章与湖南提督余万清充当程制军的副职。先是大学士赛尚阿领兵驰赴广西镇压太平军，道经湖南，带文武随员百人，到粤时以沿途州县未能满足供应为由，竟参湖南抚藩废驰，骆秉章因而被罢官。不久，虽有朝廷“回京另候简用”之命，但要等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到长沙，才能交接上京。时长沙城多坍塌，城门早不能关，城垛更是全无。骆氏估计太平军随时入湘，情势危急。便率先带头捐修城款三百两，随后省城司道官员皆捐。又即奏请借库款两万两启动修城。四月太平军到道州，骆氏更是日夜上城催督。农历7月中，城门修好，城垛已备，萧朝贵才领一彪军杀到，奋力攻打长沙城。当时清军各路援军，正帅、副帅皆未到，城内“只有兵勇八千”，且兼没有一员有作战经验的将领。攻城之时，守城的将士才真切明白：骆氏的修城决策和调度方略是何等正确和及时，说重了是挽救了危亡残喘的清军和长沙城。
农历9月，各省援湘清军云集，达六万余人，城防更加巩固。太平军方面洪秀全和杨秀清在两次攻城失利后，一面以挖地道攻城为主，另一面派石达开为统帅，分军渡湘水而西，另外开辟一条北上的战场，揭开进攻武昌的新阶段。太平军主动撤退，长沙随即解围，骆氏感触良多。日后他在《骆秉章自撰年谱》中写下如下两段话：一、“……长沙城内及城外东河，西河，兵勇共六七万人，住城一中堂、三巡抚、三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在城外者，两总督不能御贼，以致北窜亦恨事。”二、“两广总督徐广缙在广西带兵到湘，不敢到长沙，止住湘潭，殊属可笑。”这是骆秉章第一次以太平天国为死敌和无可奈何心情的立场，感受到清朝绿营兵的溃烂无能和无法阻挡太平军在中国南方大地上胜利地奔突和前进。
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农历2月，骆秉章受命为湖北巡抚。农历4月23日，又被重新受命为湖南巡抚，而且一任就十年。左中宗在《答毛寄耘中丞书》有一段话是对骆秉章在湘有年的评价：“先生抚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
武节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遗之尤，溥无如剔漕弊，罢大钱两事。”其评十分中肯。
第一件“罢大钱”，是指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兵饷大增，而各省官铸制钱不敷使用，户部建议各省自行开铸当十、当五十、当一百 （制钱）的大钱以充度支。规定使用时，与原来官铸的成色较足的制钱各半使用。农历6月，长沙宝南局（铸钱机构）指定长沙仓守定期雇炉头开铸。稍后，布政使与仓守议行再铸当五百、当千用的大钱。骆氏深知其弊，“力止之”。数月后，举重了；局中炉头与仓守家人作弊，私铸大钱，而含铜减半。加之钱庄拒用大钱。而买私铸大钱，市面混乱一片，“旬月之间，歇业者不知凡几”，“民情汹汹，几至罢市”，老百姓更无以为活。骆氏当机立断：首先即用八成制钱收缴一千大钱，分县分段查清大钱数量，即行收缴。又发现私铸大钱达7万余贯，次即彻查私铸大钱。查得长沙府仓守与炉头“通同舞弊”，立将管局（宝南局）委员革职，其炉头、家丁绞决，大钱风波即行平息。不久，户部发下八万两纸钞作为湖南军饷，布政使司请示骆氏，骆不以为然幽默地说：“当百大钱，尚有铜一两四五钱，且不能用，以尺幅之纸当银三两，其能用耶？此钞存库可也。”咸丰年间的金融风波，其实是军费开支巨大，国家财政匮乏，旧金融制度难以维系，在银码符号上以小充大，或滥发纸币都会造成平民百姓倾家荡产的危险，而国家赋税和军饷也随之落空。骆氏据此笼络了一些人心。
第二件事是“剔漕弊”。是指湖南带头牵动邻近四省实行以减漕赋为主（包括地丁银）的改革措施。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秋，湖南战事趋于平息而结束，作为湖南巡抚，骆秉章不能不考虑到下面两个相连而又相关的问题：一是如何安定人心，以防动乱；二是如何筹措军饷，以协助邻省战事，包括支持曾国藩带领的湘军在江西与太平军激战。这时左宗棠正做骆氏幕僚，因而减赋之事实由骆左二人共商筹划，骆氏决策。减漕赋具体缘由是一个叫周焕南的举人到藩司递请“求核定征收钱粮章程”，被拒斥解发回湘潭县所引起。是时，情形严峻，湘潭县以往收钱粮四五万，咸丰四年只得四千余两。次年农历7月无人征纳。佃户们又因纳租后，收成不够成本，以致纷纷退佃。稍后，周举人再次上长沙司院递呈，骆氏与粮道商议后，经修正，准按湘潭章程“完纳钱粮”，一时群情大快。骆氏又将各县阻挠粮户递请改例的官员撤任或解职，或不传见，示以颜色，一时“官场为之肃然”。湘潭钱粮的征纳到农历12月，已报十万两有零，足见骆氏改革漕弊的措施，农民是欢迎的。清咸丰八年（公元 1858年），改革已有三年成效，骆巡抚才向朝廷奏明。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俱学“湘潭章程”，参照修正而行。
有一段时间，骆和曾国藩私谊颇差，屡有磨擦。曾氏建湘军之初，湖南提督鲍起豹极其怀恨，曾鼓动士兵武装围攻曾国藩住处，骆氏近在咫尺却佯装不知。又如左宗棠为女婿捐军饷之事与曾闹翻，形成“仇隙”，骆氏站在左宗棠一边，甚至不愿与曾国藩见面。曾国藩停舟在长沙城外，骆秉章前往邻舟拜客，却对曾国藩“跬步不前”。但骆氏作为湖南军事首脑，他识大体、顾大局，曾配合共同对付太平军还是占第一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的湘军正是在骆的羽翼之下组建成军。据查，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曾国藩派湘军入浙江，而湖南省经骆氏批核每月解银支援湘军达三十万两，一年为三百余万两之巨。曾国藩困守南昌，骆氏物伤其类，急命刘长佑、江忠济等部急援江西。
骆秉章不仅是湖南首脑，而且是一省之军事统帅。他调兵遣将肃清了本省的农民起义，还屠杀邻省之农民义军。他指挥大军，命罗泽南进攻岳州和湖北崇阳、通城。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太平军再克武昌，湖北巡抚胡林翼向骆秉章求救。骆马上命鲍起豹帅水师先行，彭玉鳞继进。在广东洪兵义军到达湖南时，他在郴州、宜章等杀害青年将军何禄。十年守湘战湘而“援鄂、援黔、援江（西），裹粮趋事，而出师有力。”
清咸丰十年农历6月（公元1860年7月），六十七岁的骆秉章奉调入川“督办军务”。先是，云南义军李永和与蓝朝鼎兄弟已由云南入川，袭取了数十里物资富饶的自贡盐场，队伍发展至十余万，而且大军指向川西和成都。川军督师忙于互相推诿和攻讦，调驻藏大臣崇实入川，也无济于事。时李蓝义军距成都仅七十里，成都危在旦夕，此乃清廷十万火急调骆氏入川之因由。是时，李蓝义军进围绵州，骆氏帅湘军萧启江部一万二千余人入川。他摸清形势后，针对敌方“分兵略地”之战略，决定实行集中兵力分别击破的方针，并施展反间，分化瓦解。当两军对阵之时，蓝朝鼎部下参与机要的文书黄鼎叛变，骆氏遂掌握义军布防的一切军事机密。
农历9月5日，清军合围猛攻，义军退守丹棱，但清军步步逼进，义军虽一部突围，但蓝朝鼎壮烈战死。之后，骆秉章集中兵力再围铁山根据地，川军、湘军封锁四方，最后引环龙河水淹灌。清同治元年农历闰8月25日（关于1862年10月18日）发动总攻，李永和突围中战死，至此，经年余苦战，李蓝主力已经被歼灭。是年京察，“赏加太子少保衔”。
越年春，石达开兵分三路，从云贵边界攻入四川，农历3月27日（公历5月14日），三四万太平军经冕宁小路进抵紫打地，准备横跨大渡河，直取成都。哪知，一个由骆秉章策划，由川军、湘军和土司“夷兵”组成的大网撒在大渡河两岸。农历4月4日（公历5月27日），石达开义军乘筏渡河，“俟低其半，以枪炮连环袭击”无一生还。农历4月12日（公历5月29日），清军劫取马鞍山，太平军粮道尽失，陷入死地。最后激战至农历6月13～27日，骆命人竖起“投诚免死大旗”，石达开写信给骆秉章，表示以个人生死来换取部下生命安全。骆氏乘机派杨应刚赴紫打地石达开大营游说，“力劝达开解甲归田”。石达开见“大势已去”，被迫“订盟”。骆秉璋却背信弃义，将翼王抓住，还无耻的说道：“今日被擒，为汝计，亦是值得。想你纵横天下十年，荼毒百城，我封疆大吏死于你手就有三个，今你以一死完结，你也够了。”石达开哈哈大笑，毅然答道：“是俗所谓成者为王，败则为寇，今世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遂起身从容就绑。其部下缴械投诚后，发路票遣散四千余人，尚有二千人安置在大树堡寺庙，但随即在一个夜晚，清军发动袭击，全部惨遭毒手。这是骆秉章的另一面。
清同治二年农历5月10日（公元1863年6月25日），三十三岁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成都经骆氏批准，被清军凌迟。当时骆氏信誓旦旦的“投诚免死”之言，成为骆氏“仁信”的又一面。清廷再加赐“太子太保”。
天京陷落之时，清廷论功行赏，称“四川总督前任湖南巡抚任内，荐贤使能，创办团练克复城池。其欲楚师饷项，尽心筹划，不遗余力……著加恩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戴双眼花翎”。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再升“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其地位声势赫赫，炙手可热。当时人评：“曾文正公督两江，凡湖广两粤闽等大吏之黜陟（升降），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咨之；骆公督四川，凡滇黔陕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咨之，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
农历11月17日（公元1867年12月12日），骆秉章因病死于任上。清政府赠“太子太傅”，入祀良祠，给谥号“文忠”。
个人作品
著有《骆文忠公奏议》、《骆秉章自撰年谱》等。
清骆秉章 书札
其书法有很高的造诣，佛山市博物馆藏有他的《楷书联》，佛山园林建筑"群星草堂"匾额就是他书写的，现悬挂在佛山祖庙前殿的木刻对联"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已矣；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哉"也是他的手迹。
释文：
漕务之议，原为稍纾民困，速济军饷。乃首府及两县囗然泄泄不肯力除积弊，实属玩视民瘼。本日已有善化县民拦舆递呈，恳请蠲缓。此时谷价太贱，粜二十石之谷，始能完一石之漕，尚不知变通，农民无力完交，非抗欠即滋事，不得不豫为虑及。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亟应另拣廉员署理可也，阁下以为何如？望与雨芗兄速筹之。此候
午安
年世愚弟骆秉章顿 十五日
“晚清八大名臣”之一的骆秉章，在抚湘督川的十七年中，在施政与军事方面充分展示了其才能和韬略，为川、湘两省乃至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因处死投诚石达开及其亲信，遭后人诟病。
秉章家庙
骆秉章光禄大夫家庙由朝廷出资在炭步镇华岭村建造，家庙坐南朝北，三间二进，总面阔约30米，总进深约45米，建筑占地1000多平方米，锅耳山墙，石湾陶脊，碌灰筒瓦，青砖墙，建筑庄严、气势宏伟、工艺精细，有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灰塑、陶塑、壁画，现被列为花都区文物保护单位。
主要影响
骆秉章，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并称“晚清八大名臣”。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封疆大吏，骆秉章无论是抚湘十载，还是督川七年，都尽忠职守、勤政爱民、清正廉洁，改革吏治、整治经济，在湖南和四川两地享有盛名。
轻徭薄赋
1850年，年近六十的骆秉章被咸丰皇帝外放湖南，位居湖南巡抚，在太平军起事之秋，他轻徭薄赋，善待子民，重用人才，兴业除弊，内修政务，外御强敌，指挥若定，力挽狂澜，成为湘军和清廷的中流砥柱。无论是担任湖南巡抚还是四川总督，骆秉章都大力整顿吏治。担任湖南巡抚初始，他就弹劾行事鲁莽的茶陵知州李光第、行为不检的湖南拣发知州长惠等人，湖南官场风气为之一新。在四川期间，骆秉章对不守军纪、贪生怕死的将领给予严厉处罚，如参将尹士超不遵守命令，擅自行动，遭到处分；四川布政使祥奎收受贿赂，被骆秉章弹劾，革职查办。骆秉章不但对辖区内的不良官吏严加治理、惩处，对其他省的问题官员同样不留情面。甘肃提督陶茂林所辖部队因军饷遭到拖欠而哗变，南下四川扰乱正常社会秩序。骆秉章十分气愤，上书朝廷弹劾陶茂林。
整顿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他任职的湖南、四川两地吏治清明，贪腐并非完全没有，但较之其他地区大有改善。他不拘一格任用贤能，经他的举荐，一批有才能、有抱负的官员得以快速升迁，如左宗棠、王鑫、胡林翼、刘蓉、蒋益澧、江忠源、萧启江、刘长佑等一大批精英人才，他们日后大多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骆秉章还十分重视经济发展，改善民生。骆秉章担任湖南和四川地方大员时期，正是太平天国与清政府混战期间。当时湖南水灾频发，造成粮食减产。为了充实政府的财政收入，不少地方政府要求农民缴纳银两来代替粮食实物，这让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只能拖欠粮食缴纳，甚至引发暴动。 为了解决这一重要的民生问题，骆秉章核减钱漕，禁止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从中牟利，设立专门稽查机构，选派廉洁士绅负责监督收缴漕粮，减轻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压力。那时，骆秉章还解决了湖南食盐短缺难题。当时湖南70%的州县都食用淮盐，由于战争的破坏，官府又垄断食盐贸易，导致盐十分贵。为了解民困，骆秉章在湖南增设盐茶局，对民间盐和茶叶的买卖加以管理，由官府疏通销路，推动民间盐茶贸易的发展。这不仅调动了民间自由贸易的积极性，解决了食盐短缺、茶叶销路不畅的问题，又通过征收盐税和茶税，增加了政府收入，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在四川，骆秉章发现税目繁多、税费过重，于是命人详细考察各地的税收，防止贪官污吏私自增设税种盘剥百姓。看到民众因为连年遭遇战乱和起义暴动而十分清贫，压力巨大，骆秉章便奏请朝廷减轻四川赋税。他对贫穷落后的城口、松潘、理番等23个州县免于捐输，而对田产丰厚的地主富农，则要求其多捐银并给以封赏。 1853年，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紧张问题，大量印刷大数额纸币，导致通货膨胀，金融混乱。面对失控的局势，骆秉章当机立断，果断终止执行朝廷错误的政策，坚决停止铸造发行大钱，以八成制钱收缴大钱一千的比例回收已经发行的大钱，以此稳定了湖南的金融形势。面对朝廷的错误能够坚决抵制，这彰显了骆秉章作为一代名臣“不唯上，只唯实”、坚持原则、爱民如子的可贵品质。
封疆大吏
骆秉章是近代以来外省籍人主政湖南时间最长的一位封疆大吏，骆秉章积十年之功经营湖南，力撑曾国藩组建“湘军”，促使湖南的政治地位和士人名望得到了空前的提升，政局相对稳定、百姓相对安宁。当时湖南政界就有时评：“骆公治吾湘十年，而吏民安堵，群寇远遁，此湘楚福星也。” 虽然骆秉章远离京师，但朝廷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都要问计于他。与此同时，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的重要人事任命和政务安排，均会事先征求骆秉章的看法，当时政界有评：“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其政治地位同曾国藩旗鼓相当，可见两位政坛巨擘对当时的大清王朝是何等的重要。
再世孔明
多年辛劳征战使骆秉章眼疾加剧，骆秉章多次请辞回家，皇帝却以骆秉章“老成硕望、调度有方”为由不予获准，仍让他“力疾视事”，仅赏以短假调理要求其继续任职。同治六年（1867年）十一月骆秉章病逝于任上，终年74岁。骆秉章逝世消息一传到民间，民众自发罢市缟素，丧车所过，哀音相随，连绵不断。因悼念场面太过盛大，官府怕生出事端，因此加以限制，结果惹怒了百姓，差点闹出一场风波，因此《清史稿》也评价说：“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诸葛亮作为三国时的蜀国丞相妇孺皆知，韦皋则是唐代名将，长期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治蜀长达二十余年。孔明与韦皋是四川民间口碑极佳的古代名臣，百姓把骆秉章比作诸葛亮和韦皋，足见骆秉章治川功德深入人心。骆秉章逝世后，湖南和四川民间均自发建起宗祠，供世人瞻仰和纪念。
廉洁奉公
骆秉章身为封疆大吏、湘军统帅，为官领军数十年，虽然军功卓越，地位崇高，权倾一时，却是一名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官员，加上他平日慷慨大方，乐善好施，经常接济同僚和穷人，其清贫令人难以置信。在他死后，成都将军崇实问骆之侄治丧情形。其侄拿出骆秉章所有的家当，仅箱笥五六具。里面除官服外，其余衣服全是旧衣，其中还有粗布缝制的。余有银子八百两，每封都有藩司印花，证明全是官俸银。崇实大为感动，最后奉旨赏银五千两治丧，其侄方才有能力扶柩回乡。这在晚清政坛极为罕见，左宗棠也被称为清官，还留下了二万五千两存款，李鸿章的遗产更达到了四千万两白银的天文数字，而骆秉章只有八百两。
治蜀平乱
1860年，骆秉章打着“治蜀平乱”的旗号，带着著名的古文学家刘蓉和一支不足万人的湘军入川，接任四川总督。他到四川后与太平军最为强悍的对手――翼王石达开部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决战。1863年春，石达开主力在与湘军激战时被曾与之结盟的彝族土司出卖，遭受重创，在大渡河南岸被困了40多天，仍无法突围，面临英雄末路的绝境，迫不得已致函回应骆秉章的招降政策，坦陈“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希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骆秉章接受石达开的请求，同意“投诚免死”。于是，石达开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湘军营帐，但是当6000余名太平军将士集体放下武器后，骆秉章却变卦了，他下令将200多名太平军将领和2000余名石达开的亲信士卒全部处死，其余4000多人尽数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