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蒙代尔的个人简介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主席，1932年10月24日出生于加拿大，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曾获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奠基人，供给学派的倡导者， 被誉为“欧元之父”。代表作品有《国际货币制度：冲突和改革》、《人类与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个人介绍
罗伯特·蒙代尔，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罗伯特·蒙代尔曾就读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于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1961年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曾在斯坦福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Bologna (意大利)中心任教。1974年起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蒙代尔教授在北美洲、南美洲洲、非洲、澳大利亚和亚洲等地广泛讲学。他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加拿大政府、拉丁美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等许多国际机构和组织的顾问。1970年，他担任欧洲经济委员会货币委员会的顾问；他还是1972-3年度在布鲁塞尔起草关于统一欧洲货币的报告的九名顾问之一。自1964年至1978年，他担任Bellagio-Princeton国际货币改革研究小组成员；自1971年至1987年，他担任Santa Colomba国际货币改革会议主席。蒙代尔教授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经济学理论的著作和论文，被誉为最优化货币理论之父；他系统地描述了什么是标准的国际宏观经济学模型；蒙代尔教授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相结合理论的开拓者；他改写了通货膨胀和利息理论；蒙代尔教授与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共同倡导利用货币方法来解决支付平衡；此外，他还是供应学派的倡导者之一。蒙代尔教授撰写了大量关于国际货币制度史的文章，对于欧元的创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撰写了大量关于"转型"经济学的文章。于1997年，蒙代尔教授参与创立了《Zagreb经济学杂志》。2005年，以蒙代尔教授命名的《蒙代尔》杂志(The Mundell)出版。蒙代尔教授自1999年开始担任全球领先的战略咨询机构――世界经理人集团(World Executive Group)的董事会主席。2006年受聘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兼职教授。
人物生平
罗伯特·蒙代尔出生于1932年10月24日，曾就读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23岁时以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论文从MIT（麻省理工学院）得到哲学博士学位。
1956至1957年在芝加哥大学做政治经济学博士后研究。
在1961年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曾在斯坦福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Bologna(意大利)中心任教。国际研究研究生院的国际经济学暑期教授。1974年他受聘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至今。
1965年、1974年、1998年和2000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
1974年他受聘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至今。
一直担任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和加拿大、欧洲国家政府及美国联邦储备局顾问。
因倡议并直接涉及了区域货币DD欧元，而获得了“欧元之父”之誉。
1983年，他获得法国参议院的JcaquesRueff奖章和奖金。
1997年获美国经济学会办法的杰出人士奖，参与创立了《Zagreb经济学杂志》。
1998年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发表Ohlin演讲。
1999年，因他具有革新意义的研究为欧元汇率奠定了理性基础，他对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优货币流通区域所做的分析使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0年发表Robbins纪念演讲。他担任SantaColomba国际货币改革会议主席。
主要著作
蒙代尔教授撰写的著作包括《国际货币制度：冲突和改革》（蒙特利尔：加拿大私营规划协会，1965年）；《人类与经济学》（纽约：McGraw-Hill，1968年）；《国际经济学》（纽约：Macmillan，1968年）；《货币理论：世界经济中的利息、通货膨胀和增长》（加利福尼亚，Pacific Palisades：Goodyear，1971年）；《新国际货币制度》（与J. J. Polak共同编写）（1977年）；《世界经济中的货币历程》（与Jack Kemp共同编写）（1983年）。其合编的著作包括：《全球失衡》（1990年）；《债务、赤字和经济状况》（1991年）；《建设新欧洲》（与M. Baldassarri共同编写）（1992年）；《中国的通货膨胀与增长》（与M. Guitian共同编写）（1996年）；《欧元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器》（与A. Clesse共同编写）（2000年）。
杰出贡献
蒙代尔教授对经济学的贡献：
一是开放条件下宏观稳定政策的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二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蒙代尔教授敏锐地观察到，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产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大规模的跨国界流动。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一国的货币主权和财政政策效果更多的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宏观调控能力下降。经济学越来越难以对经济前景进行预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面临新的挑战。
在国际金融领域，他是一位伟大的先行者和预言家。
经济政策、汇率和货币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贺辞中称：“蒙代尔教授奠定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理论的基石……尽管几十年过去了，蒙代尔教授的贡献仍显得十分突出，并构成了国际宏观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内容。”
蒙代尔的研究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影响，是因为他是在准确预料未来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进行选题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货币安排的格局是各国都有自己的一套货币，并且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必须和理所当然的，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程度也相当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蒙代尔提出了超前于现实的问题：与国际资本市场一体化相关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结果会如何？这些结果将如何依赖于一个国家是采取固定汇兑抑或采取自由汇兑？一个国家都该有自己的一套货币吗？经过提出和回答这样一些问题，蒙代尔改造了开放经济中的宏观经济理论。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发表的几篇论文中，蒙代尔发展了开放经济中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即“稳定政策”）的分析。他在《固定和弹性汇率下的资本流动和稳定政策》中探讨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分析得很简单，但结论却很丰富、新颖、清楚。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中，蒙代尔把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引入了传统的IS-LM模型（该模型由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发展，用于分析封闭经济），阐明了稳定政策的效应将随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而变化。他论证了汇率体制的重要意义：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威力，在固定汇率下则相反。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蒙代尔已是芝加哥大学学术界的领袖人物。他那个时候的许多学生，都已成为这一领域中卓有成效的研究者。
假定资本具有高流动性，国外和国内的利率一致，那么在固定汇率下，央行必须干预流通市场，以满足该汇率下公众对外币流通的需求。结果是，央行将失去对货币供给的控制，不得不被动地调整货币供给以适应货币需求（国内流通）。央行试图通过所谓的公开市场操作执行单一国家货币的政策也将是无效的，因为无论利率还是汇率都不可能被影响。但是，如果增加政府支出或其他财政措施，则可以提高国民收入和国内经济水平，从而避免上涨的利率和强劲的汇率障碍。
再看看浮动汇率。浮动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在该汇率体制下，央行对流通领域的干预受到限制，财政政策就没多大威力了。在货币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将导致对货币的更大需求和追求高利率的倾向。资本的流入将强化除去政府支出的全部扩张效应后的净出口较低的地区的汇率。但是，在浮动汇率下的货币政策将成为影响经济活力的有力工具。扩大货币供给往往会提高较低的利率，导致资本流出和更疲软的汇率，而这反过来可以使净出口增加从而促进经济扩张。
浮动汇率和高资本流动性准确地揭示了许多国家当前的货币体制。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联结在一起，因此，对浮动汇率和高资本流动性的后果进行分析完全像是满足学术好奇心而已。为什么这好奇心会发生在蒙代尔身上？这可能与蒙代尔出生在加拿大有关，因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加拿大就开始放松管制，允许自己的货币与美元联系浮动。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蒙代尔的远见卓识更与随后的十年紧紧相关。
在蒙代尔之前，稳定政策不仅是静态的，而且假定一个国家所有的经济政策都被一只单独的手所调整和组合。作为对照，蒙代尔用了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来考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种工具，它们各自怎样走向自己的目标、外部和内部的均衡，以带动经济随时间的推移而接近目标。这意味着两个不同的权威――政府和央行――将为稳定政策工具承担各自的职责。蒙代尔的结论直截了当：要防止经济不稳定，政策与经济生活的联系就应与两种工具的功效一致。在他的模型中，货币政策与外部平衡联系，财政政策与内部平衡联系。蒙代尔最初关注的不是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离本身，而是解释分离的条件，他率先认为，央行应该独立地对价格稳定负责，这一思想在后来被人们普遍接受。
从蒙代尔进行的短期和长期分析中也可得到有关货币政策条件的基本结论。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货币政策既能够被导向；外部目标比如汇率，也能够被导向；内部（国内）目标比如说价格水平，但是它们不是同时进行的。这个“矛盾的三位一体”对理论经济学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蒙代尔的贡献已经被证明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分水岭。它们引入了动态方法，在清晰区别存量和流量的基础之上，分析两者在经济走向长期稳定的调整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蒙代尔的研究也对凯恩斯主义者的短期分析和古典经济学的长期分析进行了必要的调和。后来的研究者扩展了蒙代尔的成果。这个模型被扩展到综合包括了家庭和企业的预期决策、另类金融资产和更具动态的经常项目和价格调整。尽管有这些修正，蒙代尔的绝大多数结论仍然经受住了考验。
最优货币区域
固定汇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占据着主流地位，少数研究人员讨论过浮动汇率的优点和缺点，但都认为一国有自己的通货是必须的。蒙代尔1961年在其论文中提出“最优货币区域”问题看起来似乎有些激进：几个国家或地区放弃各自的货币主权而认同共同的货币，在什么时候会更有利？蒙代尔的论文简要地提到了共同货币的好处，比如贸易中更低的交易费用和相关价格更少的不确定性等。这些好处后来得到了更多的描述。而最大的缺点是，当需求变动或其他“非对称冲击”要求某特定地区削减实际工资的时候，维持就业就很困难。蒙代尔强调，为抵消这些不利因素，劳动力需要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这一点非常重要。蒙代尔刻画了这样一个最优货币区域，该区域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移民倾向足够高，高到可以保证某一个地区面临非对称冲击时仍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充分就业。其他研究者扩展了这一理论并确定了附加标准，比如资本流动、地区专业化、共同的税收和贸易体制等。
蒙代尔几十年前的思考，与今天密切相关。由于世界经济中资本的流动性不断变强，在可以调整的汇率体制下，汇率越来越变得脆弱；一些地区正卷入这个问题。许多观察家认为一个国家在货币联合或浮动汇率（蒙代尔的论文讨论的两种情况）之间必须选择其一。不必多说，蒙代尔的研究也影响到欧元的诞生。经过对利弊的权衡，EMU研究人员把最优货币区域经济思想当作新的药方予以了采纳。
与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相关活动：
1、2004年6月15日，蒙代尔教授与我校领导及北京市教委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谈，就在中国建一所专门培养企业家的大学达成共识，蒙代尔授予权以其名字命名这所企业家大学。
2、2004年6月23日，蒙代尔教授为我校学员和清华大学学生主讲《中国货币的改革和汇率问题》。
3、2004年8月24日，蒙代尔教授出席北京国际教育展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4、2004年8月28日，蒙代尔教授在总部基地为我校学员主讲《企业卓越领导力与世界经济》。
5、2004年11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蒙代尔教授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联手为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揭牌。
个人荣誉
蒙代尔教授于196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发表Frank Graham纪念演讲，1974年在剑桥大学发表Marshall演讲，1998年发表Ohlin演讲，2000年发表Robbins纪念演讲。1983年，他获得法国参议院的JcaquesRueff奖章和奖金；1997年，他被评为美国经济协会的杰出会员；1999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蒙代尔教授获得了北美洲、欧洲和亚洲好几所大学的荣誉学位和教授职位。2006年，作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名誉教授，蒙代尔教授来该校进行了讲座。2011年，作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名誉教授，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来该校进行了讲座。
个人观点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2010年8月2日在长春国际金融高级别会议上表示，明年应该把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体系，并且在当年就应发挥作用。
蒙代尔以全球债务危机以及美元、欧元、人民币的货币三角为主题进行发言。他说，人民币稳定对于各国都非常重要。
蒙代尔认为，世界已经度过经济危机，进入后危机时代。他提出，应从2011年开始用五年时间把人民币纳入SDR体系中。
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
罗伯特·蒙代尔：稳定的汇率有利于全球经济
稳定的汇率有利于全球经济
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 蒙代尔在1997年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杰出人士奖，1998年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早在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就富有远见地预言，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中，汇率变动和资本高度流动对经济政策会产生极大影响。他以一篇论及“最适当货币区”的文章奠定了欧元理论，最终促使欧元顺利出台，因此被尊称为“欧元之父”。199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蒙代尔。
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来自两个领域，一是经济稳定政策，二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他在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上的研究，曾经影响了美国里根时代的供应经济学派。在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上，蒙代尔可以说是走在同行们的前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日前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专访。他就全球经济复苏、欧债危机、人民币汇率等热点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欧元不会倒但面临深层问题
《经济参考报》：您在一个多月前指出，欧洲债务危机会使欧元一蹶不振，但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货币之一，欧元还会继续发展。欧债危机给欧元发展带来的教训是什么？欧元的进一步发展，还需克服哪些障碍？
蒙代尔：欧元危机给我们上了一堂传统课，那就是各国政府应该视其收入决定其支出。如果政府开支超过其纳税收入，赤字将产生并逐步积累形成政府高额债务。这种高额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而是相对于国家G D P而言的。意大利和希腊的公共债务相对G D P已超出100%，其他许多国家也达到G D P的80%或90%。从长远来看，政府还有许多无资金准备的负债，因此实际赤字也就是潜在债务比数字显示的还要高很多。
我认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希腊这些国家成功加入欧元区之后，其收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与德国或者其他相对富裕的国家相差较大。但是希腊政府在只有消费啤酒的收入情况下，却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香槟，社会福利大大提高，政府开支迅速上升。他们要做的，应该是踏踏实实提高收入，之后再增加开支。
一般情况下，如果希腊有自己的货币，政府的大肆开支将迅速引发针对货币贬值或其他政策的投机行为。然而，希腊加入了欧元区，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希腊政府可以大肆借债花钱，底线就是其违约，这种可能性就意味着希腊的破产。虽说欧盟已有大规模的救助计划，救活希腊这本该足够，然而这些资金并不能由希腊独吞，还要分给其他国家，因此我认为希腊可能依然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有一部分债务可能需要重组。对欧洲央行来说，我认为他们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松货币政策。他们已经决定购买一些公共债券，这将造成一些问题，但我想这是个不得已的选择。
《经济参考报》：欧盟为拯救盟内陷入危机的经济体，会默许甚至主动让欧元贬值。您认为欧元对美元“恰当的”汇率应该是多少？如果欧元继续贬值，是否会引发其他主要货币竞相贬值？
蒙代尔：我认为欧元兑美元维持在1.20至1.30之间是比较合适的。1999年1月，欧元初始定价为1.18，后来一度跌至0.82。到2008年，欧元又飙升至1.64，已经回落至1.23，我想这个汇率是比较合理的。我认为欧元不会下跌太多，欧元有很大空间，你不能让欧元通货膨胀，欧洲央行没有这个权力这样做，这样是违反法律的。
欧元对美元达到1.3，当时的欧洲央行行长就表示将欧元维持在这样的高位是“决不能接受的”。我也同意他们在当时就应该停止欧元继续升值，如果那样，就不会出现眼下如此严重的债务危机。相反，他们让欧元一路飙升至2008年6月的1.64，这对欧元区国家的预算非常不利，这也是我们面对的问题的原因之一。
他们必须确保欧元不能处于过高水平。当然，欧元升值会让他们开心，让他们有一些自豪感。但这对经济有害无利，因为高位的欧元将损害各国政府预算状况，这个代价很大，他们承担不起。
《经济参考报》：英美一些媒体鼓吹所谓的“欧元崩溃论”，您认为这真的是欧元难以避免的命运吗？如果不是，那么欧元的出路何在？
蒙代尔：我想你所指的是，欧盟决定让整个欧盟货币市场分裂，每个国家仍然使用各自的货币。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欧盟将再次面临它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问题。那时有严重的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然后又是通货膨胀，然后是对经济的摧毁。如果打破欧元体制，如果这样，这将是一个灾难，不仅对欧洲，更是对美国和中国。
《经济参考报》：有人说欧元所面临的问题一部分是由于欧元区国家各有不同的财政政策，因此欧元区也正在讨论达成财政统一的可能性。请问您认为欧元区国家是否有可能在财政政策上达成统一？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困难？
蒙代尔：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但的确存在困难。
他们可以将欧元区各国公共债务统合为“欧元区债务”，此后，再向每个国家政府给予制造更多债务的权力，并严格监督其财政预算状况，当然，需要建立规章制度加以限制。
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预防各国政府过度开支。美国的做法就是允许债务过度的州政府破产，联邦政府不会出手相助。但欧盟和欧洲央行不会允许任何政府破产，因此就会出现救助计划。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政府加以限制，此前德国默克尔就提议对违反欧元区规定的政府，应剥夺其投票权，我认为这也许是一种解决方法。总之，需要制定一些限制措施。
同时，欧盟的成员国需要互相帮助渡过难关，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比如日本，它在1980至1990年间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在1985年至1995年，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了3倍，这是一种非常不可理解的上升行为。那时，日本的银行系统几乎崩溃，但是日本认真小心地、一个接一个地解决这些问题，并最终成功。欧洲可以学习这个经验。
美元走强或将引发经济二次探底
《经济参考报》：很多人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非常担忧，欧债危机的爆发则加剧了这种看法。请问您如何看待二次探底的风险？
蒙代尔：我认为美元走强有可能引发经济二次探底。一个很重要但为一些人所忽视的因素就是汇率。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后，美元对欧元迅速升值。美元的过高估价将阻碍美国房地产危机复苏的步伐，进而伤及整个经济，这将引发二次探底的风险。
在这种时候，美联储应该放松美元信贷。欧债危机后，大量欧元资产转向美元，造成美元供应短缺，美联储应该满足这部分对美元的需求。
很多人都忽视了一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汇率也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2008年第三季度，许多房地产机构倒闭，雷曼兄弟破产，当时美元就相对欧元升值，汇率达到1.3。如今，美国依然在实施强势美元政策，美联储两次犯了同样的错误。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美联储等各国央行都将如何执行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
蒙代尔：退出政策有不同形式，美联储将以提高利率或同时结合强劲美元的形式退出。由于美元已处于高位，美联储将会推迟加息。我认为他们还会继续观望下一步的发展情况，据我估计，下半年不会有退出计划，至少也要等到第二年。
《经济参考报》：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一直强调全球经济再平衡，强调美国要增加出口，强调美国老百姓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与此相对应，应长期维持弱势美元。可我们也注意到，您认为，随着美联储退出刺激政策，美元会重新走强。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欧洲很多国家陆续出台紧缩性财政政策，以此抑制公共债务继续膨胀。请问这种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否会对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影响？
蒙代尔：强劲的美元的竞争力不敌欧元。美元走强有损美国出口，这也是造成经济二次探底风险的一个原因。美国想扩大出口，强势的美元肯定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实施强势美元的政策，这是错误的。
我想美元还会处于较高位，这四五年来都是如此。但这种时候，美国失业率已达到10%，保持美元强劲是错误的。2008年第三季度时，美元也很强，升值达20%，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雷曼兄弟，造成了后来一系列的损失。
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汇率的重大波动，尤其是美元和欧元间汇率的变动对经济是有害无利的，造成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关于财政政策，比如政府发行债券增加支出，这并不能直接改善经济状况。因为当政府通知增加支出从而提高需求，那同时债券的需求也将相应减小。人们在较高利率水平下购买债券，也将减少其支出。
人民币大幅升值有害无益
《经济参考报》：您一直认为，中国过去15年的超级增长，得益于人民币和美元的固定汇率制。您此前建议，美元、欧元、人民币(甚至包括日元与英镑)之间应建立大致固定的汇率安排，并认为这是一种最优的安排。问题是，实现这么一种安排，需要付出哪些代价？需要克服哪些政治上和技术上的障碍？
蒙代尔：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的稳定非常重要。正如二战后时期的日本和德国，它们能保持了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就得益于固定汇率和高额顺差。
我认为通过汇率来调整中美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应该通过提高中国国民收入、增加国内消费来实现。
中国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它的财政状况非常好，货币储备及盈余都很充足，所以许多国家望而生畏的减税措施，中国可以实行。降低税收将增加支出、提高工资、增加国民收入，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以及达到贸易平衡都将十分有利。
但这些措施应在现有汇率水平上实施，而不应该让人民币大幅升值。人民币的升值对中国很不利，因为这将引起中国西部地区的通货紧缩，带来沿海和内陆地区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这不是中国想看到的。
过去12年中，美元和人民币一直都是稳定亚洲与美国以及其他美元国家之间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元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为中国带来巨大危害。对全球经济也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没有一种经济理论认为升值能够改变贸易平衡的状况，没有任何一个模型、任何一种证据能够证明一种货币的升值能够减少顺差。我认为中国不应该让人民币浮动太多。
《经济参考报》：中国国内学者指出，根据您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人民币今后很可能陷入“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境地。您对此有何评价？
蒙代尔：中国实际汇率是必须要提高的，但我认为这应该通过提高工资收入等手段来实现，而非人民币升值。
货币升值将降低企业利润，对公司、整个经济增长以及就业率都会带来不利影响，但提高工资收入可以在许多方面达到升值的效果，同时速度较缓和，对于提高国内消费水平是一种更好的方法。因为人民币升值并不意味着中国消费者就会迅速增加开支，这其中并没有必然联系。
《经济参考报》：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市场规模与日俱增，但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多年来始终无法有效启动。而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出口总体下滑，政府主导的投资不可能长期维持在高位，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更加紧迫。您认为，中国国内消费需求无法有效启动原因何在？对此您有哪些好的建议？
蒙代尔：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增加中国人民的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开支。中国G D P高达32万亿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可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允许工资上涨。中国经济一直以来都以近10%的速度增长，任何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都必须允许工资随经济增长。
在这方面，汇率发挥不了很大的作用，必须通过提高工资来实现。我想中国也不希望工资在G D P中的比重过低。工资的上涨对于工业发展和保持中国竞争力方面都是很有利的。同时，还将创造国内消费。如果工资不能够随着GDP同时增长，必然带来贸易失衡，这种失衡其实就是总收入与总支出之间的差额。如果这种差额持续增大，美国奥巴马政府以及其他希望改变贸易失衡的国家会不满，对他们来说，也不可能长期持续贸易赤字。
《经济参考报》：工资的增长将减少企业的利润，这就带来了两难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蒙代尔：如果经济增长10%，工资增长10%，那利润也将增长10%，这依然是平衡状态。而且，中国还存在盈余，工资增长的速度还可以高于经济增长。
在总支出中，生产投入是很大一部分，这方面也必须保持均衡。汇率调整并非良策。事实上，通过货币升值可改变贸易失衡，或者说通过美元贬值调整失衡的说法，并没有证据支持。
中国经济增长与购买力增长之间存在差距，在中国存在大量储蓄，这并不单指公众储蓄，政府、企业内部储蓄也包含其中，这些储蓄就是贸易盈余的对应物。
增加购买力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实现。其中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减税。我本人就曾经是里根政府减税措施的坚决拥护者。据我观察，在中国，企业税率有高有低，但所得税较高，我认为高于其较合理的水平。其实中国政府除税收之外有许多收入途径，因此不需要征收过高税务。同时社会保障系统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的情况下。
蒙代尔指出
在全球信用评级体系中中国要扮演更重要角色
□记者 张莫 实习记者 张媛北京报道
在日前《经济参考报》记者对蒙代尔的专访中，他对全球信用评级体系作了自己的阐述。
《经济参考报》：您曾经说过“对资本市场来说，建立一个独立、有效、公正的信用评级机构是至关重要的”，以美国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为主体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是不是“独立、有效、公正”的信用评级机构？为什么这么说？
蒙代尔：首先，我们要知道，的信用评级体系已经运行了上百年，穆迪成立最早，然后是标准普尔成立，它们在历史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在这个时期，它们都犯了一些重要的错误。有一部分它们犯的错误和汇率的波动有关系，这次危机起源于房贷市场，但是美元的波动和泛滥加剧了这次危机，使它变得更糟。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有一个延伸出来的问题，那就是这些评级机构也给欧洲的主权债务作评估。这些有着很多债务的国家，比如意大利或是希腊，它们的问题应该更早的被这些评级机构指出，但事实上却没有。
《经济参考报》：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正在发生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这么多人站出来指责这些评级机构？
蒙代尔：全球金融危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借贷太容易”，银行允许没有支付能力的人贷款买房，而这些资产又被证券化，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资产证券化。
但是，追根溯源，问题还是来自于美国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衰退，那时的货币政策太宽松，美元币值太低，而房地产价格却一直上涨，房价最终在2006年达到顶峰。当然，金融危机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是以雷曼兄弟的破产为标志，而后是在技术上已经破产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被政府接管。再后来，美联储为解决危机，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
当然，正如这三大评级机构的C EO所言，他们曾经在危机中作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它们的评级也受到了一些抨击。三大评级机构可能会为了得到更多的业务，而给予一些公司比较高的评级，这是一种品质恶劣的行为。我不知道它们的这种行为是否和腐败有关，但是这是一种低劣的评级行为。
为什么这么大的评级公司能够犯这么大的错误？这些错误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第一，它们对房地产市场有一些过分乐观的估计和评论；第二，对一些按揭为基础的债券，比如C D O，还有一些衍生工具的复杂性没有估计得那么充分；第三，对在M BS和C D O后面的借款人的信用程度了解得也不全面。
《经济参考报》：您对改革的信用评级体系有何建议？
蒙代尔：这三大评级机构的C EO表示，他们在未来不会再做“不好”的事情了。我相信他们的承诺，但是这个评级体系确实需要改进，我们在未来也不能再完全依赖于这三大评级机构。
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完善的系统。但是我也想说，我们不能放弃过去的系统。拿穆迪举例，它给全球13万家公司做评级。而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总体占领了全球评级市场95%以上的市场份额。这三大评级机构享有规模效应，它们的信息库非常庞大，所以我们不是要抛弃它们，我们需要的只是“改革”它们，使这个体系更好。
我们也需要一个更好的监管体制。我想说的是，评级机构的问题不仅仅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问题，它也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我提议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债务评级监管系统(D ebt R atingA uthority)，而20国峰会(G 20)应该考虑在这方面发挥应有作用。而中国，它也需要在这个系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它得到更好的体制安排。
另外，汇率的波动和不稳定也会对经济体各方面产生重大作用。而对于汇率的不稳定对整个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评级机构有的时候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也应把汇率因素纳入到评级的体系中。
最后，也许我们需要研究出一个更好的对评级机构的支付方式。如果评级机构需要更多的收入来源，是不是可以考虑再开发一些新的，比如使用公共收入来支付他们的工作。与此同时，应该限制它们使之不能完全被政府控制和主导，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容易产生腐败的问题。
《经济参考报》：欧盟已开始酝酿建立本土评级机构。您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所做的关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和世界货币体系”的主题演讲中提出“中国应该加强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的发展”，您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发展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
蒙代尔：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的发展却与之不匹配，我觉得这和政府在这个领域的一些限制有关。
中国信用评级发展的历史不长，所以，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我认为，中国公司可以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结成伙伴，因为他们拥有非常多的资源和信息。如果中国公司完全只依靠自己的话，可能会非常费时间和费精力，所以，我们应该利用三大评级机构的这些资源。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不能只发展政府自己的评级机构，特别是用政府的评级标准给政府的企业评级，这样就是给市场一个独裁的体系，应该允许一些反对的声音和竞争者的出现。
《经济参考报》：您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评级如何看？
蒙代尔：中国主权债务评级应该是上升的，再为中国主权债务本身占G D P比重就低。中国主权债务评级在1992年被评为BBB；2006年中国主权债务评级从A -升为A，到2008年是A +。
在这两年的时间中，中国主权债务评级是上升的趋势，而美国虽然是A A A的评级，但是也许在未来两三年过程中，这两个国家的主权债务的评级会汇合在某一个点上。
个人故事
经典故事一头漂亮的银发，一双亮亮的蓝眼睛，一张生动的面庞，69岁的蒙代尔是一个魅力十足的老头儿。论及学问，蒙代尔在同行眼里地位甚高。曾经在麻省理工大学教过他的保尔·萨穆尔森就称赞：“他将人们对货币的注意力重新引到国际贸易中来。”但蒙代尔的懒散也同样名声在外。他经常杯不离手，别人常弄不清他是清醒还是微醉。他又是电视迷，与经济学家对电视及报章时事评论员的言论嗤之以鼻不同，他心目中的“美国最聪明的人”，竟是电视台的两位主播。他经常数天足不出户，呆在家里看电视，除了偶然上超级市场购物和回校讲课。有一段时间，他的一头银发长至肩头，令他的崇拜者颇为不安和失望。他们希望蒙代尔多多走出他30多年前低价购买的乡间别墅，与公众更多地接触沟通。
而他平时的为人处世简直就是一个“马大哈”，有三个经典故事令朋友和媒体津津乐道：一则是他曾当选美国计量经济学院士，但因为他根本没拆信，对此荣誉全然不知；二则是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后，忘记出席就职典礼，让等待听他就职演说的崇拜者空欢喜一场；最后一则是他担任《政治经济学学报》主编期间，经常懒得看稿复信，以至于这份学术刊物最终惨遭倒闭。蒙代尔也为自己的“我行我素”付出了代价，按他在经济学界的贡献，1999年的诺贝尔奖算是姗姗来迟。其实，早在80年代初他已被列入候选人名单，但因“举止怪异、行为不检”而遭除名。所有人都为蒙代尔遗憾，仅仅是个人性格原因，竟让诺贝尔奖晚到了近20年。 所有荣誉不及宝贝儿子
在他的个人网页上，很有意思的是，主页上展示的不是诺贝尔奖，也不是欧元，而是他65岁得来的宝贝儿子尼克拉斯，一张父子亲热无比的合影占据了最重要位置。
蒙代尔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接受大学教育，后赴伦敦经济学院做研究。1956年蒙代尔24岁时就以题为《论国际资金流向》的博士论文一举成名，荣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在1961年至1963年间，蒙代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部门工作。1966至1971年他开始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和《政治经济学学报》杂志编委。其后在1970年加入欧共体(欧盟前身)的货币委员会。然后在1972年至1973年间，他参加了旨在成立欧洲经济及货币联盟的研究小组的工作。1974年至今他一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此外，他还一直担任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顾问。
蒙代尔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来自两个领域，一是经济稳定政策，二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蒙代尔的经典代表著作包括《国际经济学》和论文《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等。1965年、1974年、1998年和2000年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1997年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杰出人士奖。1998年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其它事件金融危机下为中国支招
全球金融风暴愈演愈烈之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欧元之父”之称的罗伯特·蒙代尔分别在2008年12月13日在河南郑州出席中部企业领袖年会时与12月14日在南京举行的“2008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年会”上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以提高国际地位的机遇，中国应该和美国一起通过发放巨额购物券刺激全球经济计划，引领世界走出正面临的严重金融危机。
蒙代尔表示，美国需要从政策层面对经济加以刺激，进一步拉动需求，重建消费者的信心。具体来说可以发放总价值为5000亿美元的购物券，购物券的有效期为三个月，消费者可在有效期内购买自己需要的物品，这对穷人来说是很好的生活补贴，而零售商则可以用税票的方式进行提交，并且从中得到实惠。
而在中国方面，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很多大型项目，但问题是这一计划能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速度转化为工业产品的需求。中国很多工厂停工或产能不足，应该以发行购物券的方法来提高需求。
蒙代尔建议中国政府向全国老百姓发放规模为10000亿元人民币的购物券，具体方式跟美国相似。蒙代尔建议对中国的每一个公民发放100元人民币购物券，在一定时间内消费的，而且可以抵税，这对中国经济刺激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如果购物券在三个月之内消费，可以拉动中国经济差不多在1.33万亿。这相当于中国一个季度GDP的18%，拉动和刺激经济的作用会非常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