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振彪的个人简介
龙振彪（1914―2000）江西省永新县石桥镇梅田村人，一九三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人物简介
龙振彪（1914―2000）江西省永新县石桥镇梅田村人。一九三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即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习，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报务员，第六军团电台队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电台队长，红二方面军第六师电台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八旅电台队长，师电台中队长，代理大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电台队长，晋绥军区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西北军区通信联络处处长兼西安军管会电讯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高级通信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顾问。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副主席。
龙振彪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0年9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为少将。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重要贡献
1935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突然中断了。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央不知道二、六军团的下落，无法实施战略指挥。1935年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开会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把“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列为一项战略性任务。
与中央联络中断后二、六军团也十分着急，他们仍用原波长和呼号不间断地守听和呼叫中央台。9月29日，他们和在四方面军工作的红军总部电台取得了联络，便误以为和中央恢复了联系。他们不了解，这时的张国焘正在公开分裂党，准备另立中央，并把到四方面军工作的朱德总司令及其所率领的红军总部用武力控制起来，还冒用中央与军委的名义对二、六军团下达指示，后来又让二、六军团北来与四方面军会合，增大了中央恢复同二、六军团联络的难度。
1936年1月27日夜12时左右，二、六军团电台与四方面军电台收发一份长达800余字的电报时，军委台终于捕捉到了二、六军团电台的信号。王诤局长亲自上机，将收发信频率对正后，伺机插叫。当这份长电报发到400字时，四方面军电台要求暂等10分钟。乘此间隙，王诤局长立即开机用明语呼叫二、六军团电台。因信号音调和发报手法特点不同于四方面军电台，引起了龙振彪的怀疑，当即问道：“你是何台？”王诤局长用明语回答说：“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请阎知非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阎队长上机后，双方终于沟通了联络，二、六军团终于找到了。
非常亲戚
1945年，龙振彪的夫人在延安她生了一个儿子。抗战胜利后形势发展很快，大批干部要调往各地，龙振彪夫妇奉调前往东北时，准备把儿子留给老乡。张维翰将军的夫人范树瑜有把亲生骨肉送给老百姓一去不复返的痛苦经历，就主动承担了哺育龙家婴儿的责任。 内战全面爆发，张维翰夫妇也要离开延安，他们无法带两个孩子。正好一位在延安负责医药供应的干部胡用贤没有孩子，愿意收养一个。张维翰夫妇认为，这个男孩是他们答应为龙振彪抚养的，决不能食言，于是就把亲生女儿送给了胡家。从此，龙家的男孩取名张胜利，而张家的女儿张和平改姓胡。
解放后，在沈阳担任解放军通信学院院长的龙振彪，与老首长贺龙元帅谈起在延安送出去的儿子，贺龙说，张维翰就在我们体委系统，你去找一找吧！龙振彪夫妇携带礼物从东北南下见到张维翰夫妇，张维翰痛快地答应把儿子还给龙振彪。
认下亲生父母的张胜利改姓为龙。有一年贺龙前往广州，见到在广州军体院上学的胜利，听说他改姓了，很不以为然。他告诉胜利：你是张维翰伯伯带大的，你要姓张，一辈子姓张！
胜利又改回张姓至今。
但是张维翰的那个女儿和平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建国后，和平随养父母到了成都，养父胡用贤是西南药材公司的总经理。张维翰有机会到成都，都会给和平带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小和平奇怪地问“父母”，为什么张伯伯对我那么好？“文革”开始了，胡家受到冲击，和平的养母被“通缉”无处藏身，带着女儿逃到北京。张维翰、范树瑜把她们接到家中，但他们自己也是朝不保夕，于是两家老人决定，把真相一五一十告诉儿女，免得一旦家庭解体，事情永远说不清楚。这一天，张维翰夫妇与和平的养母找来胜利、和平，关起门说了半天，还拿出过去的照片给他们看，要他们在前程未卜之时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这是现实版的“痛说革命家史”。胜利与和平，都有了两个父亲两个母亲。
张家、龙家、胡家，革命友谊加亲子之情，演绎了荡气回肠的戏剧人生。在成都工作的和平与张家有着密切来往，胜利以张家老大的身份对张维翰和范树瑜的平反落实政策做了许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