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榆生的个人简介
龙榆生（1902-1966），江西万载人。名沐勋，晚年以字行。在家族中行七，故又自称龙七。别号忍寒居士、风雨龙吟室主、荒鸡警梦室主等。40岁后又自署箨公。1948年后又名元亮。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早年师从黄侃、陈衍和朱祖谋等名师习诗词及文字音韵学，后遂终身致力于词学研究。曾先后创办《词学季刊》、《同声月刊》等词学期刊，著有《中国韵文史》、《词曲概论》、《唐宋词格律》、《词学十讲》、《忍寒诗词歌词集》等书，并有《东坡乐府笺》、《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整理、编选作品。
人物简介
龙榆生（1902.4.26―1966.11.18），名沐勋，晚年以字行。江西万载人。在家族中行七，故又自称龙七。别号忍寒居士、风雨龙吟室主、荒鸡警梦室主。生平爱竹，40岁后又自署箨公，1948年后又名元亮。其词学成就与夏承焘、唐圭璋并称，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词学大师之一。
龙榆生先生师从黄侃（季刚）学声韵、文字、辨章之学，从陈衍（石遗）学诗，从老人朱祖谋（古微）学词。1924年起先后在厦门集美学校、上海暨南大学、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广州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及上海音乐学院等校任教。自1929年开始撰写词学论文，其词学论文一变以往词界评点论词的形式，对词的起源、词的发展、词的创作、词的艺术风格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重点着眼于唐宋词，推进了当时词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先生于1933至1936年，在叶恭绰等人的赞助下，在沪创办《词学季刊》，前后共出版十一期，后因抗战爆发而被迫停刊。南京沦陷后，先生在宁创办《同声月刊》，自1940年2月至1945年7月共出版三十九期。先生于1934年4月发表之《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正式界定词学内涵，系统提出词学研究的八个方面，于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这五项清代传统词学成就的基础上，又提出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三个有待开拓的领域。
先生一生收有大量词学文献，包括极为稀见的明代琴谱和民间艺人诗词集。30年代已藏书数十箱，惜抗日战争中辗转散失颇多。解放初及1964年，先后将藏书中善本分别捐赠予上海图书馆、上海音乐学院、浙江省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南宁市图书馆及杭州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王鹏运、朱祖谋、沈曾植、俞陛云、曹元忠、吴梅、赵尊岳等人的手稿以及包括批注点校的词学文献，又上述诸人间往来论学之信札，亦捐赠无遗。
先生于1958年5月被错划为右派，1961年9月摘帽。“文化大革命”伊始即遭迫害，未几含冤病逝。1979年平反。其间，先生家存图籍星散，自作诗词稿遭毁。“文革”结束后，经过先生子女、门人和研究学者的搜集、整理，先生的主要著作得以陆续出版。总字数约450万字的《龙榆生全集》亦在编辑之中，预计于2015年出版。
词学成就
作为词学家，龙榆生一生的词学成就，可从以下四方面加以评述。
整理词籍 创办词刊晚清以来，词籍的校勘整理蔚为大观。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朱《丛书》、吴昌绶《双照楼景刊宋元明本词》皆广收博采，其中尤以《丛书》细大不捐，成就斐然。然《丛书》收罗词籍仅至元代，按照朱的思路，必然要顺着时代而下，校辑整理明清两代词。当时朱的友人况周颐辑有《历代词人考略》，也至元代为止，因明词无多，难以继续。况的门人武进赵尊岳（叔雍）继承其师事业，自1924年起收辑明词，并立志于完成《明词汇刊》。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由叶恭绰提议，朱任总纂，于1929年在上海成立《清词钞》编纂处。龙榆生以最年少的学人得以参与其事，见到了许多罕见的清代词集。因为这层渊源，龙榆生一生校词主要集中在清代，而且是从晚清近代词入手，上溯至清初的。
1931年12月30日，朱祖谋逝世。卒前以遗稿及生平校词朱墨双砚相授，并吩咐曰：“吾未竟之业，子其为我了之。”龙榆生秉承遗命，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仍孜孜不倦，躲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一个地下室里，费了几个月的工夫，校辑刊印了《遗书》。《遗书》分内外两编，内编是朱生前已经写定的稿件，包括《云谣集杂曲子》一卷，《词蓟》一卷，《梦窗词集》（四校定本）一卷，《沧海遗音集》十三卷及《语业》三卷、《弃稿》一卷；外编是龙榆生所辑录者，包括《词剩稿》二卷，《集外词》一卷。此外，还收辑附录有《归安埭溪朱氏世系》、朱祖谋《行状》（夏孙桐撰）、《墓志铭》（陈三立撰）及《校词图题咏》一卷，保存了朱及其友人沈曾植、裴韵珊、李孟符、夏孙桐、曾习经、曹元忠、王国维、张尔田、陈洵等词学活动的大量珍贵文献，可与《丛书》相辅相成，前后辉映。
1933至1936年，龙榆生在叶恭绰等人资助下，创办《词学季刊》，前后共出版十一期，后因抗战爆发不得不停刊。这是第一份词学专门刊物，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份，内容分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录、图画、佥载、通讯、杂缀等九项，受到了整个词学界的广泛支持。就作者而言，除已逝的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诸人外，还有吴梅、夏敬观、叶恭绰、冒广生、张尔田、易孺（大厂）、邵瑞彭、王易、赵尊岳、夏承焘、唐圭璋、俞平伯、詹安泰、卢前（冀野）、缪钺等，几乎攘括当时词学界所有中坚力量。这份刊物，广泛团结词界同仁，促进词学交流，保存词学文献，有力地促进了词学研究的系统性、规模化。而且龙榆生本人必定于每期刊物上撰写一篇论文，倡导风气。叶恭绰称其“主持东南风会”，就是指《词学季刊》所取得的影响而言的。这一阶段，龙榆生校辑整理了今释澹归（金堡）《遍行堂集词》、劳纺《织文词稿》及《老人评词》、《大鹤山人词话》等，皆刊于《词学季刊》。
1940至1945年，龙榆生寓居白下，生活较以前稳定，便开始倾全力于词学事业，完成了《重校辑评云起轩词》，并计划校刻《沧海遗音续集》。文廷式是江西萍乡人，与龙榆生父亲龙赓言系同榜进士。所著《云起轩词》规模苏辛，气度豪迈，在清末异军突起，别树一帜。其词学理论与龙榆生相仿佛，故龙榆生孜孜为其整理遗稿。龙榆生还整理出版了文廷式的其他著作如《纯常子枝语》等，当时钱仲联撰《文廷式年谱》，资料上就得到了龙榆生的大力资助。《沧海遗音续集》是承《遗书》中《沧海遗音集》而来，是将《沧海遗音集》十一位作者中仍在世的几位如张尔田、夏孙桐、陈曾寿、陈洵的新作词集加以校辑出版。《续集》后仅能完成张尔田的《遁庵乐府》，而夏孙桐的《悔龛词续》、陈曾寿的《旧月m词》续稿、陈洵的《海绡词》卷三等未能及时刊行，因为当时龙榆生已身陷囹圄。
同时，龙榆生在南京创办了《同声月刊》，该刊编辑体例类同于《词学季刊》，但内容不限于词。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大异，稿件来源及水准远不如前。但在龙榆生苦心经营下，仍有不少名家如冒广生、夏敬观、俞陛云、张尔田等坚持为之撰稿；不仅如此，《同声月刊》仍注意联系同人，开展学术讨论，如组织张尔田、吴眉孙、夏承焘、施则敬等讨论四声问题，都是至今仍有价值的名篇佳构。《同声月刊》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最大限度地联系了诗词学界，今天我们要了解40年代的诗词界学术状况，基本上要依赖于它。
解放后，龙榆生校订了朱敦儒的《樵歌》和《苏门四学士词》。《苏门四学士词》1957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分《淮海居士长短句》、《豫章黄先生词》、《晁氏琴趣外编》、《柯山词》四种三册。此集的出版，非但在于利用善本校勘，富有版本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龙榆生调动了自己的词学体验，丰富了对词的标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宋人词在句读上也常有些出入，不能像后来订词律的弄得那么死，这里面确有不少养料，惟在读者善于吸收而已。“这是读苏门四学士词，在其他版本上所无法得到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词学家对词的深刻体会。
龙榆生校订的词集，除《苏门四学士词》与他本人的词学理论、趣味相关外，其余基本都在为老辈词家整理遗稿，保存文献。直到晚年，他仍挂念箧中师友遗制，谋求以任何形式公诸于世。龙榆生的这些活动，在中国现代词学史，乃至学术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龙榆生论词有云：”近代词学之昌明，在宋、元名家词集之重刊公布。自临桂王氏之《四印斋所刻词》、归安朱氏之《丛书》先后行世，而词林乃有校勘之学，善本日出，作者遂多。“考察龙榆生本人的词学活动，可以看到，他正是继承和发扬了晚清词学建设中的这一传统，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必须放在这一背景中才能看得更为清楚。至于他创办《词学季刊》、《同声月刊》诸刊，把现代意义上的批评引入词学研究，推动了现代词学建设，那就不是晚清诸老所能限制的了。
推源溯流 发覆阐微从1933年起，龙榆生在《词学季刊》上连续发表长篇论文，一改过去评点论词的形式，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当代词学研究的学科建设。这一时期，龙榆生对词的起源、词的发展、词的创作、词的艺术风格以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研讨，而重点放在唐宋词。撰有《词体之演进》（1933）、《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1935）、《清真词叙论》（1936）、《漱玉词叙论》（1936）、《南唐二主词叙论》（1936）。
龙榆生自幼喜读《史记·刺客列传》，由于气质相近，故在词中尤嗜苏辛词派，曾先后撰写《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1932）、《苏门四学士词》（1934）、《东坡乐府综论》（1936）等论文。自明人倡豪放、婉约之说后，对于苏词风格，学者多以豪放目之，而龙榆生则认为应以王鹏运拈出的”清雄“二字来概括。他高度评价苏辛一派在词史上的地位，认为词至苏轼，发生一大转变，其特点则在破除狭隘的观念与音律的束缚，使词的内容渐趋丰富，体势益见恢张。而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不可动摇的地位，则至辛弃疾才完成。
龙榆生还认为常州词派之所以不能臻于极谙，就是因为仅知稼轩之沉着痛快，而未理会东坡的蕴藉空灵。近世词学不为常州派所囿，是因为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都很推重苏词。这些观点是龙榆生对整个词史、韵文史做了综合考察之后得出的（他在1934年出版有《中国韵文史》），同时也是对清代词学加以反省之后得出的。清代常州词派自张惠言兄弟发其轫，至周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周济撰有《宋四家词选》一书，认为“清真（周邦彦），集大成者也。稼轩（辛弃疾）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王沂孙）餍心切理，言近旨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吴文英）奇思状彩，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为北宋置浓挚。是为四家，领袖一代；余子荦荦，以方附庸。”进而提出学词要“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返清真之浑化”。此论一出，影响学界甚大，但晚近词坛领袖朱祖谋却提出异见，“对于止庵退苏进辛之说，稍致不满，且以碧山与于四家领袖之列，亦觉轻重不伦，乃益致力于东坡，辅以方回（贺铸）、白石（姜夔），别选《宋词三百首》，示学者以规范，虽隐然以周（清真）、吴（梦窗）为主，而不偏不倚，视周氏之《四家词选》，尤为博大精深，用能于常州之外，别树一帜焉。”龙榆生继承师说，也指出；“止庵标举四家，领袖一代。……既袭前人宗派之说，以自建一系统，复示学者以修习次第，规矩步骤，昭晰可循，乐苑一灯，非偶然也。独其抑苏而进辛，退姜、张而进王、吴，又将北宋诸公，转隶四家之下，未免本末倒置，轩轾任情。“这些就使得龙榆生在论述苏、辛诸人时，站得比较高。他对苏辛词派的渊源、发展、演变以及具体作家风格特色的把握，直到今日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
1940年以后，龙榆生论词多转向清代。在此之前，他已写有《清季四大词人》（1930），《本事词》（1933）等，以其亲见亲闻记载了晚清诸大家的词学活动，表彰他们的功绩。这些文章因资料详实可靠而至今仍经常被人引用。30年代中期，龙榆生开始着手《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编撰，以期世人对[词有全局的了解。他研治[词基于两种考虑：一是为当代词学研究及词的创作提供借鉴，二是为保存晚近词学资料。前者撰有《晚近词风之转变》（1941）、《论常州词派》（1941）等，后者撰有《陈海绡先生之词学》（1942）等。龙榆生对清词的研究，既有师承，又有个人的体会，不乏真知灼见。如其《论常州词派》一文，从常州词派的由来、宗旨，谈到常州词派的拓展，特别是论及近代，自周济之后，常州词风”由江南而移植于燕都，更由燕都人广播于岭表“，经过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诸人校勘词集，提倡梦窗等，”常派词风由南而北，俨然为声家之正统焉“。辨析细致，议论深切，为清理清代词史给出了清楚的脉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和一般学者往往只注意常州词派的理论不同，他密切结合该派的创作去讨论，并通过反省其创作得失，指出向上一路。如他在讨论了常州词派的弊端之后，开出了这样的药方：“今欲救常州末派之弊，允宜折衷浙、常两派及晚近谭、朱诸家之说，小令并崇温、韦，辅以二主、正中、二晏、永叔；长调则于北宋取耆卿、少游、东坡、清真、方回，南宋取稼轩、白石、梦窗、碧山、玉田。以此十八家者，为倚声之轨范，又特就各家之源流正变，导学者以从入之途，不奢言尊体以漓真，不专崇技巧以炫俗。庶几涵濡深厚，清气往来，重振雅音，当非难事矣。”这都反映出龙榆生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所具有的见解。词兴于唐五代，大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而又复盛于清。对于清词，由于“五四”所造成的断裂，虽然学者往往心知其意，但远远没有展开研究。龙榆生是在现代学术的层面上较早对清词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对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龙榆生对作品极富感受力，他撰写的词学论述是他同时代人中最为出色的，且影响深远。1934年10月，他发表了《两宋词风转变论》，夏承焘读后评道：”榆生一文，论宋词作风转变，甚深而鬯。榆生长于推论，予则用力于考证，“长于推论”一语，确实抓住了龙榆生论词的特色。又如其《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为清理宋代词史，首先谈到五代词风的特色及其对北宋初年词风的影响，以见宋词兴盛的文体传承，然后把柳永和苏轼之间的词风不同看做是两种不同的创作追求和取向，进而揭示豪放和婉约作为北宋词坛两个流派的意义。至于南宋词坛，仍然是两种思潮，即苏辛词派和白石词风，其他作家皆得其一体。这是宋词发展的又一篇简史，思路开阔，文笔清省，作者多方面的学养使得行文过程中有着亲切的体认，是由创作实践而来的理论总结。至于希望从周、姜一派探求词的艺术性和音乐性，从苏、辛一派探索词的思想性和时代性，以为现代创作提供借鉴，则是作者的写作动机，也可看出时代的影响。
研求声韵 辨析格调从1928年起，龙榆生应邀至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在那里陆续结识了萧友梅、李惟宁、黄自等著名音乐家，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词与音乐结合的问题，尝试把传统的诗词规律用于现代的歌词创作。在这种氛围中，龙氏写下了《玫瑰三愿》、《秋之礼赞》《逍遥游》等歌词，由黄自、李惟宁等谱曲，立即传唱大江南北。《玫瑰三愿》一曲至今仍被之弦管，成为音乐史上不朽之名曲。龙榆生不但勤于实践，而且埋头于词的音乐性研究，对平仄四声、句度长短、韵位安排等作了极其深入的探讨。这项研究从他的早年一直持续到逝世之前，是龙榆生一生用力最勤，创获最多的部分。
基于创作新体乐歌的原因，龙榆生对声韵在词曲中的地位尤其重视。他说：“诗歌之所以必须有声有色，乃藉以增益形式之美，而与作者内在之情感相应。声韵之美，至词曲已发展至最高峰，而声有轻重长短之差，韵有疏密缓急之别，声之配置在句，韵之配置在篇，不识声韵之各有所宜，殆难构成动人之作品。”反过来说，我们要想了解词的艺术形式，“是该从每个调子上的声韵组织上去加以分析，是该从每个句子的平仄四声和整体的平仄四声的配合上去加以分析，是该从长短参差的句法和轻重的韵位上去加以分析。”除此之外，就“很难把‘上不似诗，下不类曲’的界线划分清楚。”
对于四声，龙榆生认为由于四声的性质不同，关系到表达情感。“入声短促，没有含蓄的余地，所以宜于表达激越峭拔的思想感情；上声舒徐，宜于表达清新绵邈的思想感情；去声劲厉，宜于表达高亢响亮的思想感情。但上、去两声与入声比较起来，总是要含蓄得多，所以上、去互叶，适宜表达悲壮郁勃的情趣。”而平仄四声的错综使用与安排，是为了取得和谐与拗怒的矛盾与统一。龙氏尤其重视去声在词中的运用，自清人万树在《词律·发凡》中强调去声”激厉劲远，其腔高“，近人吴梅在《词学通论》中第二章《论平仄四声》中亦详述去声之重要。龙榆生本人早年在《论平仄四声》（1936）一文中提出了去声在歌词上的特殊地位及在词中转折处之关系。及至晚年，见解益发老到。入论述”平仄平“之仄声须用去声，”上去“或”去上“的联用等，都富有启发意义。
龙榆生还对韵位疏密与表情的关系，词的句法、词的结构、词中的比兴及对偶等进行了剖析。主要成果是早年所撰《论词谱》（1936）、《论平仄四声》（1936）、《令词之声韵组织》（1937）、《填词与选调》（1937）及《词学十讲》、《词曲概论》这两部晚年的讲义。他的研究成果，使词的音乐本质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复原。晚清以来，张文虎、陈澧（东墅）、郑文焯、陈思、夏承焘、杨荫浏、丘琼荪等人皆致力于词乐研究，尤其夏、杨、丘三位对仅存的词乐文献白石词中的十七首旁谱进行了考辨整理今译。但这些工作只能局部恢复姜白石自度曲的音乐面貌，对认识词的音乐本质帮助不是太大。词本是传唱的，后世词乐失传，但词中乐理藉文字而依然得以存在。龙榆生对词的平仄四声、协韵句读进行系统归纳与整理，演绎出若干法则，这对于理解词的本质和进行词的创作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尤其是，考察长期以来的词学研究，基本上是把词作为抒情诗的一种来对待的，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词作为音乐文学的性质。重温龙榆生的词学思想，对词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不无意义。
重视普及 意在提高龙榆生毕生治词，不仅面广思精，而且深入浅出。况且，他常年任教于大中学校，面对青年学子，授业解惑，很能了解一般初学者的特点。所以，在大力从事著述的同时，他也费了不少力气从事普及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概论，二是选本。前者包括《词学十讲》、《词曲概论》，二者均系由讲义整理而成，所撰文全部是龙氏本人几十年研词心得，故能深入浅出，有系统地启迪后学。后者包括《唐宋名家词选》（1934）、《唐五代宋词选》（1937）、《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56）；其中尤以《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二书广为流传，深受学词者所爱。历年销售已达数百万册。
《唐宋名家词选》初版有龙榆生作于1934年11月的《自序》（解放后被抽掉），阐述编选词选的宗旨：“余意诗词之有选本，务须从全部作品，抉择其最高足以代表其人者，未宜辄以私意，妄为轻轩其间。即如唐宋人词，各因时代关系而异其风格，但求其精英呈露，何妨并蓄兼容。”其实不尽然，词选中仍保持着龙本人鲜明的理论倾向。龙榆生词学服膺朱祖谋，朱祖谋词学吴文英，故词选中录吴梦窗词多达三十八首，居入选诸家之冠；龙本人性喜苏辛，所以选了辛词三十首，苏词二十八首，居入选诸家第二、第三。宋词共选三百八十首，三家已占去四分之一强。
解放后，《唐宋名家词选》发行了新版。受时代影响，选目经过调整，更侧重反映词史的全貌。入选词家由原来的四十二家四八九首增至九十四家七零八首。起自李白，迄于张炎，删除了作为附录的元好问词十九首。同时，对当时评价很低的吴文英词由三十八首降为十首，史达祖由十三首减为七首，周密由九首减为五首。词选丧失了特色，仅以保存郑文焯等的评语才得以被学者经常称引。新版的《唐宋名家词选》不足以代表龙榆生一贯的词学思想。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始撰于1930年，至1956年方才出版。编辑体例同于新版《唐宋名家词选》，也是尽量做到了持论平妥。但这其中毕竟仍蕴含着个人的词学主张。最明显的仍是推重苏辛词派，选陈维崧词达三十四首，居入选者之冠。《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是以谭献《箧中词》、叶恭绰《广箧中词》为蓝本编选成的，谭献以吴伟业居《箧中词》之首，叶恭绰以王夫之居《广箧中词》之首，而龙榆生却标出陈子龙，云：“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故特取冠斯编。”陈子龙为云间词派的领袖，于明清之际标举唐五代、北宋，反拨明词陋习，对清词的中兴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显然，龙榆生对词史的理解要比谭、叶二人更加深刻。
从词学史的角度考察，龙榆生这两部词选的普及有其更深层的意义。自张惠言《词选》出，标举意内言外之旨，周济举四大家以示人学词途径。之后，大小词选不断。清季朱《宋词三百首》，示人学词规范，论者以为太过深奥，读者难于领悟。1931年唐圭璋乃为之作笺，然仍失之过深。至此，词学界已开始考虑尝试新的词选读本。1934年，开明书店同时出版了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和俞平伯的《读词偶得》，恰恰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风格路数，沾溉后学甚多。前者以独特的眼光展示整个词史的风貌，使读者读后，可以进而推求词史及作家作品之间的异趣。后来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胡云翼的《宋词选》等皆属于这一类；后者以具体的文本为单位，进行欣赏，从中归纳出若干法则与理论，俞平伯本人的《清真词释》仍属于这一类。
可见，龙榆生的两部词选是应时代潮流而生。它们因为各自保存着鲜明的特色而得以流传久远。
生平年表
本年表据张晖（1977-2013）《龙榆生先生年谱》缩编，略有订补。
1902年4月26日（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先生生于江西万载县株潭镇凫鸭塘（今属红星村），名沐勋，字榆生。族中兄弟共十二人，先生行七。先生父龙赓言，字赞卿，号蜕庵，光绪十三年（1890）进士。曾在安徽、湖北等地任知县、知府。母杨玉兰，万载路下乡人，出身世族，龙赓言继室，生子女四人。
1907年10月，先生母杨玉兰卒，年三十六。
1912年（民国元年），先生父龙赓言辞职回乡，创办集义小学。先生及诸兄弟均入校读书。
1915年，先生自集义小学毕业，留校任教。
1917年冬，先生迫于父命赴九江与陈淑兰成婚。陈淑兰，德化人，进士陈中孚女。婚后育有子女八人。
1921年，先生由堂兄沐光介绍，前往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从黄侃学习声韵、文字及词章之学，兼做家庭教师，教黄氏次子读《论语》。
1923年，先生经郭一岑（万载籍，著名心理学家）介绍在上海神州女学教小学国文，不久转至武昌中华大学附中任教。
1924年至1928年上半年，先生任厦门集美学校中学部国文教员，期间曾拜闽派诗人陈衍（石遗）为师，并到厦门大学拜见过鲁迅。
1928年9月，先生经陈衍介绍，担任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讲师（翌年升教授）兼国立音乐院（翌年9月更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56年更名为上海音乐学院）诗词课。经陈介绍，得以拜谒夏敬观，并进而结识了陈三立（散原）、朱祖谋（）、程潼（十发）、胡适（适之）等。
1929年，先生与词人夏承焘结为莫逆之交。
1931年12月30日去世，卒前以遗稿和校词朱墨双砚相授先生，并由夏敬观画了《上村授砚图》，后相继有吴湖帆、徐悲鸿、方君璧、蒋慧等人为绘《受砚图》。汪精卫系任广东学政时的门人，先生因朱的身后事开始与汪有较多联系。
1932年，先生与著名作曲家黄自、李惟宁等合作完成《玫瑰三愿》等新体乐歌（1997年中央电视台仍在播放此曲，中国音协主办的《词刊》于2003年3月号的封底也刊登了《玫瑰三愿》的歌词）。
1933年下半年，先生兼任复旦大学教席，同年4月，先生主编的《词学季刊》创刊。
1935年秋，先生辞去暨南大学教席，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1936年下半年，先生返沪，任教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及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
1937年，先生因经济十分拮据，不顾胃病严重。又兼光华大学5个学校的课，扶病奔走于苏沪和市中心区之间。8月13日，因日军炮轰上海，《词学季刊》被毁版停刊，共出十一期。
1940年4月，在未获告之的情况下，先生被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任命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为生计兼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并做了半年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的私人秘书。9月，兼任汪精卫宅家庭教师。先生坚持不参加任何政治会议，惟以教书育人研究学问为务。同年12月11日，先生父龙赓言病逝于万载马步乌溪壁，年八十七。12月20日，《同声月刊》创刊号出版，至1945年7月停刊，共出三十九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先生与负责金陵大学校产的陈嵘（林业研究所所长）合作，将金陵大学全部校产、图书和设备转移到中央大学，避免其为日本人侵占。
1943年夏，先生以中大文学院院长的资格兼领南京文物保管委员会博物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当年，3次去北平，通过张东荪教授和中共中央华北局取得联系，曾策动拥有两万装备精良军队的伪中央陆军将校训练团中将教育长郝鹏举起义。
1945年6月，先生辞去中央大学一切职务并博物院兼职，8月任南京“国立模范中学”校长。11月被中华民国教育部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后移至苏州狮子口监狱看守所，因与汪精卫的关系以“文化汉奸”罪名而被判刑12年。
1948年2月5日，先生经多方保释出狱就医。
1948年11月至1949年10月，先生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审部馆外编审。11月受上海市长陈毅接见，在其关怀下，16日即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纂。
1950年秋，先生改任文管会研究员。
1951年，先生调任上海博物馆编纂、研究员。
1952年，先生由陈毅安排至上海博物馆任资料室主任，并特许其专心撰述，不必随例上班。时与陈毅、钱钟书、章士钊、周作人、夏承焘等常有书信、诗词往来。
1956年2月，在陈毅安排下，先生受特邀列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2月6日晚受毛泽东主席接待。在京期间曾与郭沫若论诗。4月起，先生任上海市政协委员。8月，先生辞去上海博物馆职务，转任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古典文学教授，直至逝世。
1958年5月，先生被打成右派，由三级教授降为五级教授，撤销上海市政协委员职务。1961年9月摘帽。
1962年2至7月，先生为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授课。是年，常与施蛰存往来，讨论词学。
1964年5月1日，先生立《预告诸儿女》（遗嘱）安排后事。
1965年11月下旬，因毛主席在延安时曾经看过先生主编的《词学季刊》，先生遂将《词学季刊》合订本三册托萧向荣将军交陈毅副总理转呈毛主席。先生研究佛学多年，晚年与赵朴初最为相契。
1966年10月中，先生因甲状腺瘤住院。手术后恢复良好。11月1日，家遭上海音乐学院造反派查抄，书稿文物悉被扫空，先生大受打击。5日，先生肺炎复发，高烧不退，渐至昏迷，18日凌晨因肺炎并发心肌梗塞与世长辞，年六十五。
1970年5月7日，先生夫人陈淑兰因高血压受惊致动脉破裂逝世，年七十二。
1979年1月16日，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对先生错划右派问题予以改正，恢复名誉。
1980年3月，先生与夫人合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木区余组。
主要著作
龙榆生著作繁多，除单篇论文已编辑成集者外，还有专著、自作诗词集和整理、编选作品。
论文集《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初版）
专著《唐宋诗学概论》（1930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初版）
《风雨龙吟室丛稿》（1931年暨南大学文学院初版）
《中国韵文史》（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
《唐宋词格律》（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
《词曲概论》（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
《词学十讲》（1988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初版）
自作诗词集《忍寒词》（1948年初版，自印线装一册）
《忍寒诗词歌词集》（201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初版，建国前部分名为《忍寒庐吟稿》，建国后部分名为《葵倾室吟稿》）
整理编选作品《唐宋名家词选》（1934年开明书店初版）
《东坡乐府笺》（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初版）
《苏门四学士词》（1957年中华书局初版）
《樵歌》（1958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初版）
《唐五代词选注》（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