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盛治的个人简介
马盛治(1844～1902),清朝提督，广西边防军统领。字仲平。永安（今蒙山）人。同治（1862～1874）年间投苏元春部当兵，1867年入黔镇压苗民起义，10余年间升游击、副将、总兵、1884年随潘鼎新、苏元春从广西出关抗法，统领熙字军6营驻太原、牧马，守东西两线交通要道。
简历
中法战争后授广西柳庆镇总兵，仍留边防统领全军，辅佐苏元春建设边防，修筑镇南关（今友谊关）、平而关、水口关和大小连城的炮台营垒，事必亲躬，有劳绩。苏元春出省时代任提督。乐里教案发，领兵捕杀游勇首领游维翰。参加镇压李立廷起义，枉杀邀功，赏提督衔。1902年调任左江镇总兵，专剿南宁、思恩两府会党。因嗜杀成性，人称“屠伯”。是年被会党黄五肥击毙于武鸣马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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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伯马盛治
北宁街47号这座古香古色的清代建筑，就是大革命时期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如今这个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是共青团南宁市委等单位办公室，出入其中的依然是那些年轻的身影。
提起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人们多数都把它跟“革命”两个字联系在一起。自从1926年11月共青团南宁地委成立后，该处便成为南宁青年革命斗争的指挥所，南宁知名革命人士如严敏、郭先达、何福谦、莫文骅等都是从这里开始革命生涯的。在这青砖青瓦上，刻下了“革命”深深的印记。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共青团南宁地委旧址“前身”却是广西提督陆荣廷改建的马武烈祠，祠内祀奉的是效忠清皇朝、充当镇压贵州苗民暴动和广西会党起义的魁首，杀戮无辜，有“屠伯”之称的清军左江镇总兵、领提督衔马盛治。
从封建祠堂到革命处所，这座清末建筑，对那些兔死狐悲想纪念马盛治的旧时军政官员而言，应该是个莫大的讽刺吧。
近日，记者查阅相关史料，并走访了中共南宁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家幸，对“屠伯”马盛治的本性有了更深的了解。
参与抗法邀功获赏马盛治是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古排村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幼失怙恃，靠叔父马佩玉抚养。少年时投奔平乐府任武职的乡亲黄政球，黄政球收留其养马。同治初年，马盛治因一次酒醉失言，触犯知府，黄政球生怕惹祸，私下叫马盛治潜往贵州，投靠同乡苏元春当兵。从此，马盛治开始了“打杀”生涯，显露出了他的残忍本性。
当时，苏元春是贵州提督席宝田麾下的总兵，领中军镇压苗民起义，不久，马盛治升任把总，同治十年（1871），因镇压贵州苗民暴动“屡建战功”，升游击，赐号壮勇巴图鲁。苗患平定后，更号哈丰阿巴图鲁，补用贵州副将。
光绪十年（1884），法国侵略军陷越南，进迫桂边，马盛治奉命率师随潘鼎新、苏元春出关，参加中法战争。在冯子材、苏元春的指挥下，清军获得了胜利，但清政府却宣扬“乘胜即收”的卖国论调，战胜求和，下令停战，并与法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和约》。战后，马盛治因抗法有功获赏黄马褂，记名总兵。光绪十二年（1886），他实为两广补用副将及广西柳庆总兵，仍为广西边防各军统领。
镇压农民罪恶滔天中法战后，外患频仍，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外则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屈膝投降，内则镇压反抗外国侵略、要求政治革新的爱国运动，并加紧搜括，横征暴敛。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广西各地农民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广西提督兼边防督办苏元春和广西巡抚王之春奉清廷之命，急忙采取对策。光绪二十二年（1896），将“性刚烈、然治军严、果于办贼”的马盛治从边关调往贵县清乡，次年开往西林，镇压该地区的游维翰起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天地会首领李立廷在陆川、博白、北流、兴业、容县发动起义，进攻各个县城，杀死官吏，开仓分粮，然后会十余万众围攻玉林，到处高竖义旗，大书“替天行道”、“反清复明”等标语，苏元春、王之春调集各路大军前往镇压，马盛治率部驻平乐圩。七月，清军攻破玉林城，马盛治下令将起义军首领李立廷、廖十八的村庄进行剿洗，房屋全被烧夷，大围村被踏为平地。李立廷祖坟被挖，李立廷只身逃出海外。苏元春找了个李立廷的替身，在驻地龙州正法，虚报朝廷，了结此案，但地方上仍挖李姓祖坟。马盛治官兵撤防之后，邻村陶姓人家拣拾李氏族人130具骸骨埋葬。马盛治“连破西林，玉林诸匪，晋提督”。
滥杀无辜乡里涂炭光绪二十八年（1902），马盛治移署左江镇，这时，“（邕宁）县内各村，不受匪祸则受兵祸，其被胁即从匪，原冀舒一时匪患，未几而兵祸随之，行既不能，居又不可”。邕宁县向义团三岸村和剪刀团的那平、那臼等村一些“游民恶少”勾结“外匪”，夜间则结队行动，抢掠来往货船及商旅，白天则散而为民，官府无奈之何。
听闻马盛治镇军到任，村人畏其刚烈，就冒用团练名义，擒捉外来“匪徒”二人送官，以为可以借此洗脱该村通匪罪名，还希望借擒贼有功邀赏。然而，其实这“外匪”二人素与村里游民结伙行劫，被擒捉送官之后，在官府吐露真情，马盛治闻之大怒，当时四更时分，即督队由水路驰剿，黎明包围该村，一鼓而入，尽缚七十余人，驱出村后斩首，其余稍涉嫌疑的七八十人，则抓送南宁。有一名贡生叫滕兆熊，七十多岁，不忍看乡里涂炭，代为鸣冤，触怒了马盛治，马盛治以庇匪之名将滕兆熊一并斩首。
作恶屠伯命毙武鸣马盛治洗劫了三岸村，挟威入那平、那臼等村，直至五塘，一路任意捉杀，旬日间被冤杀者以千计，故有“屠伯”之称。六月，马盛治率领熙字营上隆安，搜捕驻扎于叮圩的三点会首领黄五肥、罗大、李八等，黄等得悉马盛治追剿，便撤到武鸣县宁武圩的马鞍山。马盛治率随身卫队十余人到马鞍山搜捕，经山下的马鞍村，黄五肥等伏于村内，关闸坚守，时已黄昏，马盛治追到闸口，大叫开门，闸内诈说：“目下游勇势大，官兵怕他，你们是官兵还是游勇呢？”马盛治一马当先，对闸门内大声喊道：“我是官军马总兵……”话犹未了，闸门内枪声一响，马盛治滚下马来，登时毙命。清军无主，溃散奔逃，义军已四散无踪。马盛治卒年五十八岁，尸首运回南宁，清廷赐谥“武烈”。
老百姓对马盛治之死拍手称快。但军政官员对这个效忠清廷、杀戮无辜、血手殷红、素有“屠伯”之称的马盛治，突然死于义军枪下，莫不有兔死狐悲之感，故治丧之日，所致挽联，皆歌功痛悼之辞，独有南宁府尹瑞霖恨马盛治杀人如麻，听到他死讯，愤愤地说：“彼乌足惜，可痛哭者百姓也。”乃挽云：天有好生之德，伤哉无辜，惨遭杀戮，予复奚言！恨尔邀功更邀爵，看五管三江，万颗人头何处觅？！神有报应之灵，允以行恶，必罹灾凶，果然不爽，怜伊嘱子又嘱孙，历九幽十狱，两行鬼泪向谁流？！
陆荣廷建祠为仇人马盛治虽说是陆荣廷的上司，但陆荣廷却险些被马盛治部罪斩首。陆荣廷却不记怀，反而对这么一个“仇人”奉若神明。
光绪二十二年（1896），陆荣廷往贵县木格区清乡，因偏听讼棍谭子云一面之词，将大地主邓邦光作窝匪论罪，派兵到他的家，抢得东西拿到桥圩摆卖，还强奸了妇女。邓邦光向在南宁的提督告了陆荣廷的状，提督批交驻扎桥圩的马盛治统领查办，马盛治查明陆荣廷纵兵抢劫强奸妇女属实，问罪斩首，陆荣廷惶恐而求救于木格区乡绅潘子材，潘子材和陆荣廷是狗肉朋友，即托桥圩士耆杨济仁出面向马求情，并疏通邓邦光转告他人，此案不了了之，陆荣廷方免杀身之祸。
宣统元年（1909），陆荣廷升任广西提督，按清廷“死绥地方，得建专祠”条例，捐资建造马武烈祠，宣统三年（1911）落成，他亲自“奉主入祠”。民国八年（1919年），陆荣廷又于南宁东门内，以旧左营箭导及曾公祠等地建“新昭忠祠”，祀马盛治及苏元春等。
在镇压广西会党起义上，据史载：“此次广西匪乱，以南宁一府推之，杀人当在百万以上。”其间马盛治督兵于桂西桂南“靖乱”，此前还参与镇压贵州苗民起义，“剿洗杀戮，不计其数”，罪无可谅。虽然他参与抗法战争，之后，辅助苏元春致力边防建设，驻军镇守，保卫边疆，功不可没，但滥杀无辜，残民以逞，相比之下，毕竟过大功微。清廷敕建专祠祀之，享宇辉煌，不过是对历史的嘲弄罢了。
“马武烈祠”建成之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陆荣廷借辛亥革命之机，由大清提督军门，摇身变成了总揽广西军政的民国都督，外表装出一副反清、拥护共和的面孔，但骨子里仍对这个为清卖命的“屠伯”上司赞赏有加。直至1921年孙中山发起“援桂讨陆”战争，陆荣廷旧桂系政权倒台后，“马武烈祠”才真正从实质上改变了陆荣廷祀祭马盛治的初衷，成为了民众举行公益活动的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