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泽南的个人简介
罗泽南（1807-1856），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生于清仁宗嘉庆十二年，卒于文宗咸丰六年，年五十岁。咸丰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由附生举孝廉方正。笃志正学，好性理书。太平军起，犯湖南，率乡勇与战，所向皆捷。积功由训导至布政使。尝言其兵法在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一语。所属部弁，半属其弟子，李续宾、续宜兄弟尤有名。后援武汉，亲出搏战，中弹卒。临殁，谓胡林翼曰：“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谥忠节。泽南工诗古文，见于各家选本者颇多，专集末见。人物简介
罗泽南（1807-1856），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人。生于清仁宗嘉庆十二年，卒于文宗咸丰六年，年五十岁。咸丰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由附生举孝廉方正。笃志正学，好性理书。太平军起，犯湖南，率乡勇与战，所向皆捷。积功由训导至布政使。尝言其兵法在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一语。所属部弁，半属其弟子，李续宾、续宜兄弟尤有名。后援武汉，亲出搏战，中^卒。临殁，谓胡林翼曰：“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谥忠节。泽南工诗古文，见于各家选本者颇多，著有《西铭讲义》、《姚江学辨》。
人物生平
罗泽南 ( 1808-1856)湖南湘乡人。字仲岳，号罗山。因洪杨事起，从1852年以在籍生员的身份率生徒倡办团练， 次年协助曾国藩编练湘军。自此率湘军转战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因战功卓著，历迁任知县、同知、道员(加按察使衔)。1856年在规复武昌之战中，中弹伤重而死。咸丰帝下诏以巡抚例优恤，救加巴图鲁荣号，建专祠奉祀。罗泽南由一生员治经习理起家，而位逼巡抚。他在近代湖湘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历数十年仍清如明镜。后人曾作盖棺之言：“泽南以在籍生员率生徒倡办团练，转战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大小二百余战，克城二十，由其学术醇正，立志坚定，故能临 战不苟若此。至今言咸同中兴名将者，无不言泽南为冠首也。”罗泽南一生治学也颇有成，且多育人之暇所为，著作计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 义》、《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皇舆要览》及其诗文集等。
理学思想
罗泽南生于湖南，长于湖南，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湖南，受到湖湘文化强烈而深刻的熏陶。湖湘文化是一种理学型的文化，在湖湘学风的影响下，罗泽南自少时就尊崇程朱理学，先后著有《周易本义衍言》（1840年）、《姚江学辨》（1844年）、《读孟子札记》（1845年）、《人极衍义》（1847年）、《小学韵语》（1848年）、《西铭讲义》（1849年）、《皇舆要览》（1850年）、《周易附说》（1854年）等著作，是一位著述丰厚的理学家。他对晚清理学所做的贡献，不仅在于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更在于吸纳经世实学以充实程朱理学。
继承朱熹思想罗泽南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是建立在继承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的。罗氏学术一以朱熹学说为依归，罗氏学术与朱学之间联系紧密。
罗泽南的每一部著作，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带有十分明显的朱学印记。比如，《人极衍义》一书即为“罗君仲岳诵《太极》、《通书》之言，而得其旨要”[4]而作，该书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的理解和发挥，与朱熹的《太极图说解》、《通书解》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姚江学辨》辨王学与朱熹辨陆学显然更是异代同调。罗泽南在一封答友人的书信中曾透露出著《姚江学辨》的原因：“象山之学，已经朱子明辨，弟固未曾及，惟姚江良知之说，窃禅门之宗旨，乱吾儒之正道，虽经前人议论，而其中之似是而非者，尚未能一一剖晰，故曾为明辨之。”[5]《读孟子札记》多次征引《孟子集注》、《孟子或问》，对朱熹的议论颇为欣赏，以为可以“补孟子言外之意”[6]。《小学韵语》是以朱熹《小学》为原本“撮其大要”辑成，“复取古人注疏附于其下”[7]。《西铭讲义》“附于朱子《解义》之后”，与《西铭解义》皆“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8]。可以说，正是在吸收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罗泽南形成了自己的学说。
开新学说对于理气、心性、知行等理学基本概念，罗泽南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在理气论上，罗泽南主要继承了朱熹的理先气后说。与朱熹稍有不同的是，他突出了气在宇宙生成、万物发展上的作用。此外，罗泽南还继承了程朱的“理一分殊”思想，并强调对事物特殊性的研究。在心性论上，罗泽南持“心统性情”的观点，认为心为赅括性、情的总体，性、情都只是这一总体的不同方面。为了强调每个人具备成圣成贤的可能性，他对朱熹的气质之性的定义稍稍作了修正，把气质之性理解为气的性能，认为气质之性是能够改变的。在知行论上，罗泽南则全面继承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
理气学说比如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罗泽南虽然主要继承了程朱关于理气的说法，以“理”为“气”本，认为“理也者，所以宰夫气者也”[9]，但同时又借鉴吸收了张载、王夫之等人的气本论思想，突出了气在宇宙生成、万物发展上的作用。罗泽南认为：“物之得阳者亲上，物之得阴者亲下。飞也，动也，阳也；潜也，植也，阴也。……凡物之生死伏见鸣已，皆二气之消长也，是孰非阴阳之所充周者哉”。把天下万物的形成说成是阴阳二气交感的产物，万物的不同性质也取决于阴阳二气的消长。理只有通过气，纲维天地的作用才能显示出来。很明显，气的作用被抬高了。
在理学系统中，“理”是一种超自然的、主宰一切的绝对观念，具有永恒静止的属性，“气”则有形有体，变化无穷，富有生气。对于“气”的强调，使罗泽南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辩证精神，多少隐含着对古代朴素唯物论思想的认同。他之所以能够用变易的观点看待历史和现实，肯定变革的合理性，认为“大经大法万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为则必随时而损益”，正是以此为理论依据的。不过，在罗泽南的理气说中，气并没有被抬高到与理同等的地位。他只是在朱熹理气说的基础上，稍稍揉进了张载的一些观点。因此，从根本上说，罗泽南的哲学还是属于理本体论哲学。
在人的理气同异问题上，罗泽南持理同气异的观点，认为每个人所禀受的理是相同的，气是不同的，“故人之禀之者，其气质亦不相侔矣”。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朱熹气质之性的定义作了修正。在朱熹的哲学中，人禀受的天地之理被称作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指具体的现实的人性，即天命之性受到气质熏染形成的人性。而在罗泽南的哲学中，定义则有所不同。他认为：“性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天命之性者，维皇降衷，厥有恒性，全体浑然，初无偏倚，此溯原于太极者也。气质之性者，天以此理赋之人，必随是气以与之。”
在这里，天命之性指人禀受的天地之理，此无疑义，关键是究竟什么是气质之性。总的看来，罗泽南倾向于把气质之性理解为气的性能，如刚柔急缓之类。他说：“气有互阴互阳之不同，故质有或昏或明之各异。得木之性居多者，清则仁慈，浊则柔靡。得火之性居多者，清则高明，浊则暴烈。推之于金，于水，于土亦然。此禀受乎阴阳者也。这里的“质”指由阴阳五行之气积聚而成的一定形质，“气质”指形气及其构成的一定体质。这句话的意思是气质之性由气质决定，所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气的作用。
罗泽南之所以对气质之性作出与朱熹不同的定义，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朱熹虽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规定为两层而不是两个人性，但仍是从理气两方面来解释人性，所以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二元论的思想，而罗泽南如此定义虽有性二元论之嫌，但与他的理气论是统一的，他所说的“理与气原不相离，故性有气禀之性、义理之性，命有气数之命、义理之命”，显得比朱熹的说法更加圆融。而且，将气质之性仅仅理解为气之性能，在理学发展史上也是有根据的。张载的气质之性就是指气的攻取之性，二程的气质之性也是指气的性。
其次，理学主张把理与气对人的作用都讲到，但是在二者之间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有的理学家比较重视理对人的作用，强调每个人都具备成圣成贤的可能性，有的理学家比较重视气对人的作用，强调成圣成贤的困难性。罗泽南显然属于前者，因此不把气质之性定义为现实的人性，这样才可以说“气质之性，君子终不为所囿”。
罗泽南认为，气质之性不仅应当改变，而且能够改变。他认为人们彼此之间，禀受的气或相对而清，或相对而浊，这些差别的存在虽然造成了个体之间的道德与智慧的先天差异，但是由于禀受的理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道德修养改变不好的气质，使天地之性得以恢复。“尽性则人事皆天，好学则气质无权”，罗泽南的教育思想正是以此为根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关于气质之性的议论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钱穆提出的“罗山论学最有贡献者，当推其阐申气质之性”的说法，不为无见。
总的说来，罗泽南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既全面系统，又深入浅出，同时又有一定的创新，这对于守成多于开新的晚清理学尤为难能可贵。因此说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镇，他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有效地推动了理学在晚清的复兴，绝不为过。
军事理论
创始湘军罗泽南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曾国藩说:“湘军之兴，威振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湘军正是从罗泽南的练勇而来。
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军长沙，湖南戒严。王珍开始倡行团练并辅佐知县朱孙治“惩治奸民。”在当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团练组成颇费周折。“团丁悉邻里农人，无由问文书约束。有所审戒，喧闻并进，漫不知有行缀。始分给号衣，群然耻为异服，不肯服。”罗泽南助之，与王珍“日夜编束卒伍，令友人弟子领营哨，亲教之步伐、技击。”李续宾等相继加人进来。1853年1月(咸丰二年十二月) 武昌被太平军攻克，为加强长沙防守，湖南巡抚张亮基调勇至省城防御，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于是始治兵长沙。命罗泽南、王珍等领军三营，仿明戚继光束悟成法，逐日操练。是为湘军创立之始。”6月太平军围困南昌，情况危急，于是湘勇开始走向战场。南昌一战，仓卒组织的湘勇被击溃，罗泽南的学生四人阵亡，罗泽南自身几乎不保，“匿民宅以免。”罗泽南自此一败，垂头丧气。但是曾国藩老谋深算，认为“湘军果可用”。在衡州大治水师战船，编练军队，罗泽南协同曾国藩建立营制，多有臂助。郭嵩焘说:“曾文正公初募湘军，专依罗泽南、王珍。”湘军是在湘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受湘勇影响很大。
军事思想罗泽南将早年所受的理学教育运用到实践中，以理学指导他的行动，这同样表现在军事方面。
罗泽南的治军思想1、加强军队的思想教育。罗泽南认为一个人修养和学识的高低与战争的成败不可分离，上马杀贼的勇气与修身治己的训练是相得益彰的。 因此罗泽南的军队中，读书的风气特别浓厚，曾国藩称其：“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战，暮归讲道。”在讲道的过程中，罗泽南培养出了李续宾、李续宜、王鑫等一批湘军悍将，这些人都是以书生起家，打起仗来异常勇敢，加之又是同乡族人居多，罗泽南在这些人中的领袖地位显而易见，他的部众也乐于与其共生死。湘军在作战的同时，还研讨学问，讲经论道，无疑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凝聚力，提高军队的素质。军队将领视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为己任，其作战能力远胜于绿营兵，这与罗泽南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2、严肃军队纪律。在作战过程中，罗泽南很重视军队纪律的整治，他带的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再加上战余时的讲经论道，使军队能够很快团结起来。
罗泽南的战术思想罗泽南是一个理学家。理学家主张“静”的修养，即在任何情况下，临事能守一个“ 静”字，必能扭转危局。有人问他制敌之道，罗泽南说：“ 无他，观《大学》知止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又说“ 熟读《大学》u2018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u2019数语，尽之矣。”这些话都体现了罗泽南这样一个儒将的制敌之道。
后人评价
罗泽南以一个儒将身分活跃在早期的湘军舞台上，他注重自己的理学修养，同时又在事功上有所作为。罗泽南幼年家贫，但他志向远大，早在家乡时就“ 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以自己的思想影响了诸多弟子，其中包括李续宾、李续宜、王鑫等一批经世之才，他们后来都成为湘军的骨干将领。罗泽南对湘军集团的创立和巩固作出了贡献。同时他在理学和教育等诸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为后世流下了很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