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与俦的个人简介
莫与俦（1763-1841），字犹人，号杰夫，寿民，独山兔场人，布依族。作有：《二南近说》4卷，《仁本事韵》2卷等。生平
嘉庆二年（1797），与俦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嘉庆六年（1801），由庶吉士出任四川盐源县知县。盐源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当地富人买无征税之田，穷人产业卖尽，仍要交全税。官府不顾百姓疾苦，大肆横征。与俦到任，力改其弊，上奏裁税。盐源县内有一木里喇嘛左所地方，离县城较远，盛产银矿。木里喇嘛左所离当地彝族的经堂较近，与俦的上司不了解情况，武断拆毁经堂开矿，造成当地群众与官府激愤对立。与俦亲往说服，安定群众。当地土司境内，官吏过往，都要摊派钱物。与俦此行，拒收钱物，并命土司归还百姓，出告示规定，凡此后县官到境，不得勒派彝户钱物。离境时，当地群众集队送行。与俦感慨地说："信乎！民情易得，徒以愧吾辈！"嘉庆九年（1804），与俦任四川甲子科乡试同考官。不久，因父亲病故，回家奔丧。又因母亲年过古稀，在家等侍奉。嘉庆十三年（1808），在八寨厅（今丹寨）王氏家设馆教学。次年，受聘独山紫泉书院，任主讲。与俦在独山12年，创建"影山草堂"，倡导朴学，教育乡里子弟。母亲去世后，与俦不愿再去四川任官。道光二年（1822），被选为遵义府学教授。次年，全家迁往遵义。与俦在遵义教授19年，以许慎、郑玄为宗、兼及南宋理学，出莫友芝、郑珍等著名弟子。对黔中汉学的传授，为引渡津梁第一人，是"影山文化"的奠基者。道光二十一年（1841），与俦病逝，终年79岁，葬于遵义城东青田山。门人私谥贞定先生。与俦有9子7女，五子友芝、六子庭芝、九子祥芝均分别有传。
个人传记
贵州是一个地处偏僻、文化教育落后的多民族地区。明代朱元璋出于“变其夷俗”以利统治的政治目的，开始在贵州布依族地区开设学校。清代又大兴“苗疆义学”，准允“贵州仲家苗民子弟一体入学肄业、考试、仕进”（《圣主实录》）。明、清两代由于比较重视贵州的民族教育，因此涌现出一批少数民族人才。在教育方面，尤以布依族莫与俦最为突出。莫与俦可说是布依族第一位有史可查的教育家，也是当时潜心治学、活跃于教坛的名家。《清史稿》中的《列传·文苑》卷就有对他事迹的记载。《中国少数民族人物志》誉他为“清代后期西南地区的文化大师”。
莫与寿，字犹人，一字杰夫，号寿民。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出生于贵州独山县兔场上街一个布依族书香之家。他自幼随父兄读书。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代著名经学家、文学家、贵州学政洪亮吉到都匀府考取生员，与俦前往应试，召见时，与论俦文精湛，深为亮吉所器重。嘉庆三年(1798年)，莫与俦考中举人，次年入京会试联捷成进士，出清代名儒、总裁朱阮元之门，同榜的王引之、姚文田、张惠言、郝赘行、陈寿祺等均为学坛俊彦。与侍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后又受学于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纪均，师友极一时之盛。时值崇尚朴学，与侍以庶吉士涵泳其间，潜心研讨，学更大进，为日后卓有成效的施教授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翰林院庶常馆的三年学习，莫与俦参加散馆考试，以知县优先委用。先后在四川茂州、盐源任知州、知县。三年任职期间，清廉从政，政绩甚好，深得民心。正当上司要举荐他时，不料家中传来父亲病故的噩耗，为人纯朴厚道的莫与俦以母亲年迈为由辞官，回乡奉母。离任时，老幼百姓夹道献酒，途为之塞。
莫与俦回到阔别多年的故里，一边尽孝子之心，守制侍母，使老人安享天伦之乐14年，直至逝世；一边深感家乡文教落后，开设私馆教生徒和自家子弟，又受聘为八寨（今丹寨县，为苗族聚居区）厅学、独山紫泉书院主讲，传播文化知识，凡12年。
道光二年(1822年)，与侍老母死后，吏部传檄起用与侍。但他不满当时官场的黑暗，无心仕途，乃抱着献身家乡教育的决心，自请改任清贫的教职。于是吏部任命他为遵义府学教授，与从此正式开始了教育生涯，一干就是19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卒于遵义任所，享年79岁。众弟子上溢号曰“贞定先生俦”，以表景仰之情。曾国藩受其子莫友芝的邀请，为其写了墓志铭。
纵观莫与俦几十年的教育生涯，其教育实践具有独特的风格，体现了先进的教育思想。遵义府学当时在贵州有较大影响，生员百余人，但条件简陋，而官府又欲吞食学校、鱼肉士人，针对这些情况，与大胆地站出来进行抵制，并想方设法改善办学条件。在他多次的催促下，知府不得不拨银两增修府学，条件有所改善，兴奋之余的莫与俦为此写了篇《补葺遵义府学记》记之。家境并不宽裕的莫与俦，还从微薄的棒禄中拿出一部分购买图书，捐给学校。在古代中国，这样的学官并不多见。
莫与俦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因材施教，对后进生以讲授为主，分白天、黑夜两部进行教学；对高才生则以自学为主，重点解决疑难。当时的课程主要有程朱理学、文艺故训，其内容枯燥，讲授不当，则听者乏味，甚至不知所云。但与俦的讲授不仅思想深刻，体现了他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讲课语言通俗易懂，循循善诱。因此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即便是迟钝一些的人，也如旱苗吮吸甘露，怡然自得。与俦对学生严格要求，管理很严，禁止学生不做学问、不务正业，要求学生要有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学生如有过失，决不姑息迁就。但对学生十分关心，对他们态度和蔼亲切，且善于发现学生的积极因素，并及时肯定、表扬，从正面教育。学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教育。他的门徒这样写道：“与人语，从容和易。有不可，词色凛然，每而责人过，而过即忘之。……见小善行，或诗文一二语佳，诵不去口，故从游者乐改过迁善。”
莫与俦提倡实学，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他针对晚清“有师生之名，无训诲之实”的时弊，提出国家办学，意在“时肄业，以广术业勤训迪，以储人才”。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多为国家培养一些有真才实学，能为国家为民众办事的人。因此，对受教育者要把德育放在首位。他认为：“学之为道，莫先于正趋向。趋向不正，虽胸贯古今，望绝于世，亦小人耳。”与俦从封建国家的人才道德标准出发，对学生提出三种要求：“处则为名士，出则为名臣，即其最下无所成，亦是以奉身而寡罪。”尽管这种人才标准是建立在封建道德基础之上，但其中不乏反对不务实学、不读诗书，只习八股时文，只求功名利禄的时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常用孟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的语录告诫弟子，勉励学生不要因贫困而自卑，而要在困难中坚持学习，以此作为求学之动力。与俦还注意对学生进行乡土教育。两汉时代贵州出了舍人（文学家）、盛览（文学家）、尹珍（著名学者、教育家）这三位名贤，为了纪念这三位名贤对贵州文化的贡献，与俦在学宫内建造了汉三贤祠，通过树立先贤，既鼓励学生向先辈学习，又弘扬了地方文化，对学生进行热爱家乡的教育。这种做法，在当时是一种创举，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
由于莫与俦教学有方，主张教育不分贫富，提倡实学，因此，遵义文士“习闻君名，则争奏就受业”。象蜂房的校舍早已挤得满满的，就连府城民房也有一半被租用。一时学子议聚，到处是诵读之声，盛况空前。不少英才名家都出其门下，如其第五子友芝和门人郑珍，以著述宏富、精通许郑之学而成为汉学专家，被誉为“西南鸿儒”。民国版《咸同贵州军事史》盛赞与俦“以朴学授其徒，风气所扇，四方景从，而人才辈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侍的许多弟子深受老师热心教育事业精神的影响，在他们中了举人、进士之后，不慕功名富贵，献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为贵州民族地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比如其子莫友芝、莫庭芝和门人郑珍、胡长新（黎平人、中进士）等都曾主讲于独山、黎平、遵义、贵阳等地书院。总之，与俦及其子女、门徒甘于淡泊，不重名利，前后相继，自乾隆晚世历经嘉、道、咸、同以迄光绪等朝，孜孜不息地长期奋斗，以自己的心血、智慧和辛勤劳动，为保存、积累、传播和发展贵州的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莫与俦不仅以教育名世，而且还传下不少著作。在其从教40余年的时间里，撰著有《二南近说》4卷，《仁本事韵》2卷，《喇吗记闻》2卷。他的诗文集，生前为他的族子带去广西遗失，现仅有其子莫友芝编辑的《贞定先生遗集》，收存了部分诗文。其所著《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都匀府自南齐以上地理考》、《考》、《毋敛先贤考》等论述贵州史地人物的文章多篇，都考证详博，“义据详明，足以证史传，订方志，皆有用之文也”。又有《示诸生教》4篇，是研究其教育思想的资料。莫与俦一生学识渊博，师德高尚，对学生言教身传，体现了“经师”与“人师”两种人格的统一。
个人作品
莫与俦著作有：《二南近说》4卷，《仁本事韵》2卷，《喇吗记闻》2卷，诗文收在《贞定遗集》，另有《示诸生教》4卷。友芝遵父行，作《过庭碎录音》12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