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的个人简介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别号念台，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他著作甚多，内容复杂而晦涩。他开创的蕺山学派，在中国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影响巨大。清初大儒黄宗羲、陈确、张履祥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刘宗周的思想学说还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当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甚至认为，刘宗周绝食而死后，中华民族的命脉和中华文化的命脉都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延续至今。
生平简介
天启初，为礼部 主事。历右通政。因劾魏忠贤、客氏，削籍归。崇祯初，起顺天府尹，奏请不报，谢疾归。再起授工部 侍郎，累擢左都御史。又以论救姜采、熊开元，革职归。福王 监国，起原官 ；痛陈时政，并劾马士英、刘孔昭、刘泽清、高杰，复争阮大铖必不可用，皆不听，乞骸骨归。杭州失守，绝食二十三日卒。门人私谥正义，清时，追谥忠介。学者称念台先生。又尝筑证人书院讲学蕺山，又称蕺山先生。宗周著作颇富，有《刘蕺山集》十七卷，及《刘子全书》、《周易古文钞》、《论语学案》、《圣学宗要》等，均《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刘宗周，初名宪章，字起东（一作启东），号念台，绍兴府 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后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学者尊称为蕺山先生。他生于1578年正月二十六日（3月4日），出生后不满一岁，父亲就去世了，因此，自幼随母依养于外祖父章颖家中。
章颖字叔鲁，别号南洲，是当时浙东一带很有名气的儒者，精通《易》学。年青时期屡试不第，遂以讲学为生，与族兄章礼、章焕号称章氏三杰。他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故门生之中不乏擢高第、登显宦的人，如徐阶、陶望龄、周应中等著名学者和官僚都出自他的门下。
个人经历
刘宗周受到外祖父的培育，学问日进。17岁时，又从鲁念彬学习制艺。由于他本人的努力，加上先生善于造就，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刘宗周的八股文就做得很好，为以后登第创造了条件。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刘宗周考中了举人，4年以后，考取了进士。但因母亲去世，他没有受官。后来 经人介绍，他又师从湖州德清学者许孚远。
许孚远字孟仲，号敬庵，是湛若水（甘泉）门下唐枢（一庵）的弟子。其学以“克己”为要，“笃信良知，而恶夫援良知以入佛者”，因此与罗汝芳（近溪）一派讲学不合，认为罗及其弟子“以无善无恶为宗”，不合王阳明的“正传”，故作《九谛》与之论难。刘宗周拜许为师时，问为学之要，许告以“存天理，遏人欲”。刘宗周受许孚远影响很大，从此“励志圣贤之学”，认为入道莫如敬，以整齐严肃人，“每有私意起，必痛加省克。”
次年（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刘宗周北上京师赴选，任行人司行人。路过德清，拜别许孚远，许勉励他“为学不在虚知，要归实践”，刘宗周“为之猛省”。他一生对许非常推崇，曾说：“余年26，从德清许恭简公游，邑己问学，于今颇有朝闻之说”，“平生服膺许师”。后来他提倡“慎独”之说，与许孚远很有关系。
当时朝政黑暗，权臣当道，朋比为奸，·排斥正人。万历皇帝昏庸腐朽，深居官中，服食炼丹，数十年不出，大明江山，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刘宗周任官不到一年，就以侍亲为由，告辞还乡。不久，外祖父、祖父相继去世，他承重守制，于居丧之暇，在大善寺僧舍延课生徒，以此为生。他闲居七年，贫病交加，敝衾破缶，衣食不继，往往靠借贷度日。但他足迹不至公庭，官吏有慕名造访的，他也拒而不见。
万历四十年（1612年），因人推荐，朝廷下诏恢复刘宗周行人司行人的旧职。在北上途中，路过无锡，拜访高攀龙。高与顾宪成都是当时的理学巨子，又是东林书院的创建人，天下士大夫仰之为泰山北斗。刘宗周在无锡短暂停留，与高相互切磋学问，有问学三书，一论居方寸，二论穷理，三论儒释异同与主敬之功。从此刘宗周论学更反躬近里，从事治心之功。
当时东林党人与朝中大臣互相攻讦，形同水火。刘宗周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养国家元气疏》，指出当时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土习日险。他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不必以门户分邪正。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作了持正的分析，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但朝中党派倾向已很明显，刘宗周在前疏中发明顾宪成之学，被认为同情东林党。他鉴于群小在位，党祸将兴，就申文吏部，请给假放归。这时江西巡抚韩浚上疏弹劾刘宗周，比之为少正卯，说他“行伪言坚”，足以乱天下而有余，乞赐尚方加诛，以为惑世诬民之戒。归于顾，刘廷元又相继对他进行攻击。于是他踏上了归乡之路。
解官后，刘宗周的心情反而觉得轻松。他早就想潜心学问，摆落世事的缠绕。在《与周生书》中，他写道：
不佞少而读书，即耻为凡夫。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报君父，毕致身之义。偶会时艰，不恤以身试之。风波荆棘之场，卒以取困。愚则愚矣，其志可哀也。然而苦心熟虑，不讳调停，外不知群小，内不见有诸君子，抑又愚矣，其志亦可哀也。嗟乎，时事日非，斯道阻丧，亟争之则败，缓调之而亦败。虽有子房，无从借今日之著，直眼见铜驼荆棘而已！《易》曰：“小人剥庐，终不可久也。”此曹何利之有？吾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万物一体，亦会为此曹著忙。若夫一身之升沉宠辱，则已度外置之矣。惟是学不进，德不修，快取容足之地，而亡其所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之血脉，于世道人心又何当焉？此不佞之所倦倦而不容自已也。昔韩退之中废，作《进学解》以自励，遂成名儒，其吾侪今日之谓乎！
小人当道，国事日非，既不能作济世之名臣，不妨作一个弘道之名儒。因此，刘宗周更加走向了注重内省的治学道路。
刘宗周“早年不喜象山、阳明之学”，认为陆、王心学“皆直信本心以证圣，不喜言克己功夫，则更不用学问思辨之事矣”，容易导致禅学化。所以他曾说：“王守仁之学良知也，无善无恶，其弊也，必为佛老顽钝而无耻。”但到了中年，他的学术主张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解官后，他闭门读书，“悟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转向了陆王心学，著《心论》一文，阐发了自己的心学观，认为“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于一心”，“大哉心乎，原始要终，是故知死生之说”。表明刘宗周完成了对心学从“始而疑”到“中而信”的转变。
在教学之暇，刘宗周撰成《论语学案》、《曾子章句》两部重要著作。在《论语学案》中，刘宗周强调“学字是孔门第一义”，指示“君子学以慎独，直从声外立根基”，“视听言动，一心也；这点心不存，则视听言动到处皆病，皆妄矣。若言视思明，听思聪，言思忠，动思敬，犹近支离。”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既由心学中脱胎，又希望矫正心学之失的特征。这表明刘宗周对阳明心学开始了由“中而信”到“终而辨难不遗余力”的转变。
刘宗周家居三年。这期间，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名声远扬。而这时明朝的内忧外患也越来越严重，东北的满洲日益强大，明军连年失利；朝中则党争不已，政治腐败。刘宗周虽身在江湖，但还是心系魏阙，不在其位，并非不谋其政。他在《与周绵贞（起元）年友书》中，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写道：
今天下事日大坏，莫论在中在外，皆急需匡救，以缓须臾之决裂。况遐荒远激，尤非帖然无事之日，又重以茸囗子之酿成弊也久矣。今得一二正人在事，地方之患犹不至一日瓦解耳。敌患孔亟，当事者苟率而处军国，无一举动可人意，恐旦夕有变，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
他认为，国事弄到现在这个样子，“吾党与有罪焉”，不能只怪所谓“奸党”。他对“正人”的行为作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吾辈出处语默之间，亦多可议。往往从身名起见，不能真心为国家。”只顾自家博取好名，不以国家为念，如果天下一旦土崩瓦解，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刘宗周痛切地说：“所云吾党之罪，在宋人之上，不为虚也！”
明熹宗即位，登用东林党人，刘宗周被起用为礼部仪制司添注主事。这时熹宗乳母客氏、近侍魏忠贤干预朝政，刘宗周上疏参劾。疏入，传旨廷杖六十，幸得叶向高相救获免。当时上书者多请逐客氏，而纠弹魏忠贤，则自刘宗周始。后来魏忠贤大兴党祸，扰乱国家，刘宗周不幸而言中。天启三年（1623），刘宗周升为尚宝少卿，旋告归。次年，奉圣旨“刘宗周升通政司右通政”，朝廷照会赞扬刘宗周“千秋间气，一代完人。世曰麒麟凤凰，学者泰山北斗。”将推他进入内阁。但刘宗周鉴于群贤被逐，不愿出山。他上疏推辞说：“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礼义为何物，往往知进而不知退。及其变也，或以退为进。至于以退为进，而下之藏身愈巧，上之持世愈无权，举天下贸贸然奔走于声利之场。”他要以自己的行动，来矫正士风，砥砺气节，为衰世树一榜样。他又作了二疏，一申理诸君子发明忠邪之界，一参魏忠贤误国之罪。二疏送到通政司，司中人目瞪口呆，说：“此何时？进此疏耶？大祸立至矣。”仅把辞职一疏上闻。果然熹宗大怒，降旨说：“刘宗周藐视朝廷，矫性厌世，好生恣放！着革了职，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
此时魏忠贤阉党当道，缇骑四出，削籍的士大夫遍天下。刘宗周既因得罪魏忠贤得祸，于是慨然叹道：“天地晦冥，人心灭息，吾辈惟有讲学明伦，庶几留民彝于一线乎！”他召集诸生，于蕺山之麓会讲。他认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今日理会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至凶于尔国，害于尔家。
会讲每月举行一次，到年终辍讲。每次会讲，刘宗周都令学者收敛身心，使根抵凝定，为人道之基。他曾说：“此心绝无凑泊处。从前是过去，向后是未来，逐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间不容发处，恰是此心凑泊处。此处理会得分明，则大本达道，皆从此出。”于是他提出“慎独”之说，作为自己学术思想的根本所在。
学说宗旨
“慎独”说是刘宗周学说的宗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强调“慎独”之重要。他说：
慎独是学问的第一义。言慎独而身、心、意、知、家、厕、天下一齐俱到。故在《大学》为格物下手处， 在《中庸》为上达天德统宗、彻上彻下之道也。
又说：《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日慎独而已矣。《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
可见刘宗周把“慎独”提到了很高的地位。他认为“君子之学，慎独而已矣”，“学问吃紧工夫，全在慎独，人能慎独，便为天地间完人。”?那么什么是“独”？刘宗周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独”即是本心，即是良知，是人具有的一种主观道德能力，“慎独”则是一种内省的道德修养功夫。刘宗周把“独”提升到本体论高度，而把“慎独”说成是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独即天命之性所藏精处，而慎独即尽性之学。”所以，“独”是“至善之所统会”，所谓“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独者，物之本，而慎独者，格之始事也。”这里，不仅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而且人类的一切道德准则都统摄在“独”（或者叫本心、良知）之中：“独中具有喜、怒、哀、乐。四者，即仁、义、礼、智之别名。”
既然“独”相当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慎独”的功夫相当于“致良知”，那么为何刘宗周还要立异呢？他本人对此有所解释：
千古相传只慎独二字要诀，先生（指王阳明）言致良知，正指此。但此独字换良字，觉于学者好易下手耳他认为“良知”说不如“慎独”说简易明白，后者更便于学者下手。而且“良知”说还有流于禅学的危险。
“慎独”说是刘宗周的道德修养论。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提出“慎独”，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士风，希望通过内省的功夫，收拾人心，使人人向善，跻于道德之域，以解救“世道之祸”。因此，他高度概括了“慎独”的重要性：
君子由慎独以致吾中和，而天地万物无所不本、无所不达矣。达于天地，天地有不位乎？达于万物，万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万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则俱致，一体无间。
人心与天地、万物关系极大，通过“慎独”的功夫治心，心为天地万物之本，本正则天地万物悉正，以此为出发点，齐家则家齐，治国则国治，天下太平则易如反掌。这里，体现出刘宗周思想的心学特征。“诚意”与“慎独”密切相关。如果说“慎独”是刘宗周全部学说的宗旨，那么“诚意”则是他的全部学说的根基。这里，先要理解什么是“意”。刘宗周说：
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著个意字，方见下了定盘针，有子午可指。
心之主宰日意，故意为心本。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犹身里言心，心为身本也。
因此，“意”是“心”之本体，是人心中超越的价值，是“至善”，是“道心”，是“至善之所上”。刘宗周还特别指出，“意”是“有而未始滞于有，无而未始沦于无，盖妙于有无之间而不可以有无言者”，也就是说，“意”合摄了一切价值但又不表现为任何具体的价值规定，具一切相而不落于任何实相。所以“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为未发之中。
“意”既然不是现实的活动，而只是一种超越的潜存，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动念”，而是“至静”。刘宗周与弟子的一段对话说：
问：“一念不起时，意在何处？”
先生曰：“一念不起时，意恰在正当处也。念有起灭，意无起灭也。”
又曰：“事过应寂后，意归何处？”
先生曰：“意渊然在中，动而未尝动，所以静而未尝静也。”
在关于“未发之中”这一点上，刘宗周揭出“意”这一个重要范畴，指出“意无所为善恶，但好善恶恶而已”，也就是说，“意”只是善必好，恶必恶的一种潜在意向，不是好善恶恶的具体活动。由此出发，他对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都进行了批评：
朱子惑于禅而辟禅，故其失也支；陆子入于禅而避禅，故其失也粗；文成（即王阳明）似禅而非禅，故不妨用禅，其失也玄。
刘宗周所说的一意”既然如此，那么如何“诚意”呢？他说：
意根最微，诚体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还之至微，乃见真止；定静安虑，次第俱到。
也就是说，通过“定静安虑”的功夫，使意“以其至善还之至微”，以实现对超验价值本体的还原。《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意”就是要以“思诚”的人道践履实现天道的本诚。刘宗周说：“诚意云者，即思诚一点归宿工夫也。”正因为“诚意”是一点归宿功夫，故正心先诚意，这是“由末以之本”，因为“诚以体言，正以用言”，诚意是体，正心是用。“诚意”的功夫就是“慎独”。刘宗周说：
《大学》之道，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慎独而已矣。意也者，至善归宿之地，其为物不二，故曰独。其为物不二，而生物不测，所谓物有本末也。格物致知，总为诚意而设，亦总为慎独而设也。非诚意之先，又有所谓致知之功也。故诚意者《大学》之专义也，前此不必在格物，后此不必在正心也。亦《大学》之了义也，后此无正心之功，并无修治平之功也。
这样，诚意、慎独与致知、正心实际上是合一的，没有先后之分，格物致知的目的就是诚意。在《学言》中，刘宗周又说：
《大学》之教只要人知本。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意。意者，至善之所止也，而工夫则从格致始。正致其知本之知，而格其物有本末之物，归于止至善云耳。格致者，诚意之功。功夫结在主意中，方为真功夫。如离却意根一步，亦更无格致可言。故格致与诚意，二而一，一而二者也。
可见，格致是诚意的手段或方式（功夫），诚意则是格致的目的或归宿。通过“格物致知”这样的经验性方式，去体认人心中的超越的至善本体――意。因此，格致与诚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牟宗三先生将刘宗周这种“诚意”、“慎独”的学说概括为“以心著性”、“归显于密”。的确，诚意、慎独的内倾性极为明显。刘宗周希望通过对内在超越的道德本体的探求，找到一个现实道德实践的理论基础，然后再向外展开，去寻求这种超验本体的实现方式，达到本体与功夫的合一，由诚意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学术成就
刘宗周被革职后，闲居讲学达四年之久。在这一时期，明代闭祸达到顶峰。东林、首善等讲学书院被毁， 并榜东林党人姓名于天下。很多士大夫被削籍为民、逮捕入狱甚至被处死，知识界遭受到空前浩劫。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君子”先后被魏忠贤掠杀于镇抚司狱中。这六人之中，有好几位都是刘宗周的密友。刘宗周知道他们的死讯，以悲愤的心情写了一篇《吊六君子赋》。随后，密友高攀龙自沉于止水，黄尊素也被杀害。刘宗周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不久熹宗崩，信王朱由检嗣位，改元崇祯，大赦天下，解除了党禁，斥逐阉党，为死难者恢复名誉，给还削籍诸臣官诰。
刘宗周才幸免于难，被起用为顺天府尹。崇祯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张，励精图治，朝政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明朝的社稷似乎有了一线新希望。刘宗周饱含热情，来到北京，上《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崇祯“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崇祯认为这是迂阔之言。崇祯求治心急，人才、饷粮、流寇、边患等常萦绕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宗周却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术，近于功利，人主应以仁义为本。因议论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顺天府尹，就告病回乡，与陶爽龄成立“证人社”，会集同志讲学。会期定于每月的三日这天，辰集午散。刘宗周撰定《证人社约》，分为学撤、会仪、约言、约戒四部分，作为证人社的章程。后来刘宗周将证人社历次会讲编为《证人社语录》。
这以后，刘宗周又独自讲学，先后著《第一义》等说，辑《乡约小相编》、《刘氏宗约》、《圣学宗要》，著《证人小谱》，又辑《孔孟合壁》、《五子连珠》等书，一方面对程朱陆王的学说进行筛选，另一方面继续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学术活动，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
崇祯九年（1636年），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此时东北满洲已建国号为清，日益强大；明王朝内部人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江山已摇摇欲坠，崇祯求治的希望化为泡影。刘宗周多年赋闲，对明王朝的痼疾了解得很清楚。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急功近利，是无法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的。他希望能从皇帝本人做起，先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这才是为治的根本。他向崇祯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历数从前弊政，请崇祯帝更调化瑟。他说：
抑臣闻之，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在于惧独。故圣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愿皇上视朝之暇，时近儒臣，听政之余，益被经史，日讲求二帝三王之学，求其独体而慎之，则中和位育，庶几不远于此而得之。
刘宗周向崇祯推销自己的“慎独”之学，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这位后来的亡国之君急求向往的是如果打退清兵，平息内乱，如何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危机。他认为刘宗周的话是迂阔无用的陈词滥调。疏中刘宗周对他的所作所为加以批评，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想再听逆耳之言，龙颜大怒，传谕内阁，想加以重处。后来他又想，刘宗周素有清名，不妨放他一马，我也乐得一个能容直言的名声。刘宗周才得以平安过关。
也许作名儒比作名臣容易一些，刘宗周入朝后，很有些勉为其难。他在给儿子刘伯的信中说：
勉强拜命，真如牵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则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身许之君父，意欲得当以报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怀，是以有前日之疏。
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禄，就要为朝廷分忧。但犯颜直言吧，人家认为迂阔，不高兴，不说吧，又对不起自己作为孔孟之徒的良心。刘宗周就是以这种心情，勉强入仕。他始终认为，人心为祸之烈，皇帝躬亲庶务之非，必须自去其聪明，慎独用贤，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于万一。但他对国家大事的关切，得不到皇帝的赏识。这时有人上疏说“刘宗周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于是刘宗周再次告病求归。行至德州，上《微臣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悃兼附刍荛之献疏》，极言贤奸颠倒，任用匪人之祸，崇祯大怒，降旨：“刘宗周明系比私敌政，颠倒是非，姑著革职为民！”
政治上的失意，却换来了学术上的丰收。刘宗周从宦海漩涡之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时间投入讲学与著述之中。在他的学术主张中，“诚意”、“慎独”始终占据了重要地位。但直到这时，他才把自己关于《大学》“诚意”、《中庸》“已发”、“未发”的学说向学者系统地公开，刘宗周的哲学思想已臻于定型。
崇祯十一年（1638），刘宗周完成了《阳明先生传信录》一书的删定。他做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要纠正王学末流之弊，故选录他认为功夫最切近、最合于王阳明早年笃实精神的部分，并加了按语，反复辨析，澄清混乱。早在天启六、七年间，刘宗周就辑过《皇明道统录》一书，共七卷，体裁仿朱熹《名臣言行录》，首记平生行履，次抄语录，末附断语，褒贬俱出独见。该书对当世推为大儒的薛(王宣)、陈献章、罗钦顺、王畿等人都有贬词，而对曹端、胡居仁、陈选、蔡清、王守仁、吕(木冉)诸人无间言。当时他特别推崇王阳明，说：
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治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日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但是，因王阳明的学说与朱熹之说不无抵牾，且极力表章陆九渊，故有人疑“良知”之说或出于禅。刘宗周虽然承认阳明之学“从《五经》中印证过来，其为廓然圣路无疑”，但又说：“特其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躐等之弊有之”。由于王阳明语焉不详，后学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禅学，这在阳明弟子王畿（龙溪）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刘宗周批评说：“至龙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操戈入室，指入禅门之室。如关于有名的“四句教”，刘宗周认为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为阳明的未定之见，平日虽曾说过这样的话，但未敢笔于书以滋学者之惑。至王畿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批评说：
既无善恶，又何有心意知物？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后玄。如此，则致良知三字著在何处？
王畿“四无”说，认为“心是无善无恶的心，意是无善无恶的意”，将心中本来具有的“意”的至善品格抹杀了，只剩下一个空寂虚无的心，这样，就堕入了禅学，使“致良知”三字没有了着落。
刘宗周虽然没有过多地对王阳明进行正面批评，但他认为王阳明在有些问题上语焉不详可能导致后学者误入歧途。因此，他极力辨解王阳明“似禅而非禅”。王阳明主张“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本身没有错，这正是儒家修养的正途，错的是他不知先天有止，却叫人在念起念灭时用为善去恶之力，终非究竟一着，故失之粗。
对于“四句教”，刘宗周认为其根本错误在于对“意”的理解上。他多次说过。“阳明将意字认坏”，“先生解《大学》，于意字看不清楚”。如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刘宗周认为应该改为“有善无恶心之体”。因为“意”为心体，是人类具有的一种先天性的好善恶恶的潜能，应该是纯粹的善。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则错得更远。因为“意”是超越动静的“至静”，它是不动的，是“未发”，动的是“念”。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虽然没有大错，但因大本已失，所谓“良知”，所谓“格物”也就徒劳无功。所以刘宗周总结说：
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
王畿从王阳明“四句教”中推论出“四无说”，就与禅学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刘宗周又对禅学进行了批评。他说：
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其功夫实地却在格物，所以心与天通。释氏言心便言觉，合下遗却意，无意则无知，无知则无物，其所谓觉，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与吾儒尽物之心不同。
对禅学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王畿等人的批评。他认为禅学、儒学虽然都在谈“本心”，但禅学之“本心”没有任何内容，是虚寂，而儒学之“本心”中有“意”这种超越的至善存在。所以两家在认识心的本体上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在功夫上也是截然不同的。禅学的功夫是觉，通过顿悟去觉此心之空，万事皆空；儒家则强调“格物”的功夫，由格物而有三纲领八条目。王畿的“四无说”，以党育性，一觉无余事，是率天下都是禅，因而背离了儒学，甚至也不合王阳明的原意。刘宗周主张将“四无说”改为“四有说”，即：“心是有善无恶的心，则意亦是有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这样，就解决了本体与功夫之间的关系问题，划清了儒与禅间的界线。
除《阳明先生传信录》外，刘宗周还撰定了《经籍考》、 《古学经》，辑《古小学集记》、《古小学通记》，并著《原旨》、《治念说》。这些学术活动的目的，都是与他的学术主张密切相关的。
后期生活
崇祯十五年（1642），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出，但君命难违，他还是去了。入朝后，刘宗周多次上疏，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 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刘宗周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 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四百年的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说：“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他把汤若望看成异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新兵器，更拒绝接纳西洋的天主教。表明儒家传统已失去了宽宏大量的开放精神，这也许是近四百年来中国落伍、中华文化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故崇祯说他“愎拗偏迂”，又一次将他革了职。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祁世培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革职后，刘宗周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发挥“诚意”、“慎独”的学术思想。他又写下了《读易图说）、《易衍》、《古易钞义》、《大学诚意章章句》、《证学杂解》、《良知说》、《存疑杂著》等重要著作。他对王阳明及其后学进行了批评，认为“后来学问只有一个工夫，凡分内分外，分动分静，说有说无，劈成两下，总属支离。”可见，刘宗周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总结。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身亡。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建立南明，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福王政权不仅于内政外交上没有任何作为，反而继承了崇祯朝的所有弊端：党争，苛敛，苟且偷安，等等。刘宗周上疏献计，一曰据形势以规进取，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一曰慎爵赏以肃军情，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又上疏请诛内外不职诸臣，于是他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排挤。刘宗周对崇祯亡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先帝无亡国之征，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术坏于刑名，二曰人才消于党论，三曰武功丧于文法，四曰民命促于贿赂，所谓四亡征也。”他希望福王政权能改弦易辙，吸取教训，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在愈演愈烈的党争中，他不得不辞职。但他没有忘记尽一个孔孟之徒的责任，在出都门前，上《再陈谢悃疏》，对福王进行最后忠告。他的忠告有五条：一曰修圣政，无以近娱忽远猷；二曰振玉纲，无以主恩伤臣纪；三曰明国是，无以邪锋危正气；四曰端治术，无以刑名先教化；三曰固邦本，无以外衅酿内忧。福王不予理睬。刘宗周历经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
回到绍兴后，刘宗周与门人编定了《中兴金鉴》。该书原本为福王而作，旨在总结历史上中兴之主的历史经验，作为福王的借鉴。分为祖鉴、近鉴、远鉴、王鉴、五帝鉴。该书最终没能送到福王手中。刘宗周又对《大学》进行了考订，著《大学参疑》，确定了《大学》的文本，并略为诠解。
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改订《人谱》。该书原名《证人小谱》，成书于崇祯七年（1634），以后三易其稿。在定稿自序中，刘宗周说：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沦于虚无，以为语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为语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则皆远人以为道者也。然二者同出异名，而功利之惑人为甚。老氏以虚言道，佛氏以无言道，其说最高妙，虽吾儒亦视以为不及。乃其意主于“了生死”，其要归之自私自利。故大上有《感应篇》，佛氏亦多言因果，大抵从生死起见。而动静虚无以设教，猥云功行，实恣邪妄，与吾儒“惠迪从逆”之旨霄壤。是虚无之说，正功利之尤者也。
刘宗周对《人谱》极为重视。他认为佛教谈因果、道教谈感应，都出于功利目的，不能真正成就圣贤人格。而儒者所传的《功过格》，也难免入于功利之门。他认为：“今日开口第一义，须信我辈人人是个人。人便是圣人之人，圣人却人人可做。”如何成圣？这便是《人谱》一书的目的。该书先列《人极图》，第二篇为《证人要旨》，第三篇为《纪过格》，最后附以《讼过法》、《静坐法》、《改过说》。“言过不言功，以远利也。”他认为“诺人者莫近于是”，“学者诚知人之所以为人，而于道亦思过半矣。将驯是而至于圣人之域，功崇业广，又何疑乎！”
《人谱》是刘宗周的绝笔。他后来在绝食期间对儿子刘灿说：“做人之方，尽于《人谱》。”弘光元年（1645）五月，清兵攻破南京，福王被俘遇害，潞王监国。六月十三日（7月6日），杭州失守，潞王降清。十五日（7月8日）午刻，刘宗周听到这一消息，时方进膳，推案恸哭说：“此予正命时也。”于是他决定效法伯夷叔齐，开始绝食。他说：
至于予之自处，惟有一死。先帝（指崇祯）之变，宜死；南京失守，宜死；今监国纳降，又宜死。不死，尚俟何日？世岂有偷生御史大夫耶？
当时江南士大夫纷纷降清，做了贰臣，玷污名教，背叛了平时所学之道。刘宗周要以自己的行动，成就自己的人格，为衰世作一表率。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初八日（7月30日），刘宗周前后绝食两旬而死。其子刘勺遵照他的遗命，曰：皇明蕺山长念台刘子之柩。
明史记载
刘宗周，字起东，山阴人。父坡，为诸生。母章氏妊五月而坡亡。既生宗周，家酷贫，携之育外家。后以宗周大父老疾，归事之，析薪汲水，持药糜。然体孱甚，母尝忧念之不置，遂成疾。又以贫故，忍而不治。万历二十九年，宗周成进士，母卒于家。宗周奔丧，为垩室中门外，日哭泣其中。服阕，选行人，请养大父母。遭丧，居七年始赴补。母以节闻于朝。
时有昆党、宣党与东林为难。宗周上言：“东林，顾宪成讲学处。高攀龙、刘永澄、姜士昌、刘元珍，皆贤人。于玉立、丁元荐，较然不欺其志，有国士风。诸臣摘流品可也，争意见不可；攻东林可也，党昆、宣不可。”党人大哗，宗周乃请告归。
天启元年，起仪制主事。疏言：“魏进忠导皇上驰射戏剧，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举逐谏臣三人，罚一人，皆出中旨，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进忠者魏忠贤也，大怒，停宗周俸半年。寻以国法未伸请戮崔文升以正弑君之罪，戮卢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杨镐、李如桢、李维翰、郑之范以正丧师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栋、康应乾、牛维曜、刘国缙、傅国以正弃城逃溃之罪；急起李三才为兵部尚书，录用清议名贤丁元荐、李朴等，诤臣杨涟、刘重庆等，以作仗节徇义之气。帝切责之。累迁光禄丞、尚宝、太仆少卿，移疾归。四年，起右通政，至则忠贤逐东林且尽，宗周复固辞。忠贤责以矫情厌世，削其籍。
崇祯元年冬，召为顺天府尹。辞，不许。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
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靡宁。然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非兵事乎？诚以屯守为上策，简卒节饷，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岁月，未有不望风束甲者，而陛下方锐意中兴，刻期出塞。当此三空四尽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博一战而战无日，此计之左也。
今日所规规于小利者，非国计乎？陛下留心民瘼，恻然恫CR，而以司农告匮，一时所讲求者皆掊克聚敛之政。正供不足，继以杂派；科罚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灾伤，一切不问，敲扑日峻，道路吞声，小民至卖妻鬻子以应。有司以掊克为循良，而抚字之政绝；上官以催征为考课，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国家有府库之财，不可得已。
功利之见动，而庙堂之上日见其烦苛。事事纠之不胜纠，人人摘之不胜摘，于是名实紊而法令滋。顷者，特严赃吏之诛，自宰执以下，坐重典者十余人，而贪风未尽息，所以导之者未善也。贾谊曰：“礼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后。”诚导之以礼，将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无狗彘之心，所谓禁之于未然也。今一切诖误及指称贿赂者，即业经昭雪，犹从吏议，深文巧诋，绝天下迁改之途，益习为顽钝无耻，矫饰外貌以欺陛下。士节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
且陛下所以劳心焦思于上者，以未得贤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发为精明，以告讦为正直，以便给为才，又安所得贤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备，或以短而废长；责之太苛，或因过而成误。
且陛下所擘画，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过不给，谗谄者因而间之，猜忌之端遂从此起。夫恃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则耳目有时壅；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则意见有时移。方且为内降，为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数十年来，以门户杀天下几许正人，犹蔓延不已。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气，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辙将复见于天下也。
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诚能建中立极，默正此心，使心之所发，悉皆仁义之良，仁以育天下，义以正万民，自朝廷达于四海，莫非仁义之化，陛下已一旦跻于尧、舜矣。
帝以为迂阔，然叹其忠。
未几，都城被兵，帝不视朝，章奏多留中不报。传旨办布囊八百，中官竞献马骡，又令百官进马。宗周曰：“是必有以迁幸动上者。”乃诣午门叩头谏曰：“国势强弱，视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极门，延见百僚，明言宗庙山陵在此，固守外无他计。”俯伏待报，自晨迄暮，中官传旨乃退。米价腾跃，请罢九门税，修贾区以处贫民，为粥以养老疾，严行保甲之法，人心稍安。
时枢辅诸臣多下狱者，宗周言：“国事至此，诸臣负任使，无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咎。禹、汤罪己，兴也勃焉。曩皇上以情面疑群臣，群臣尽在疑中，日积月累，结为阴痞，识者忧之。今日当开示诚心，为济难之本，御便殿以延见士大夫，以票拟归阁臣，以庶政归部、院，以献可替否予言官。不效，从而更置之，无坐锢以成其罪。乃者朝廷缚文吏如孤雏，而视武健士不啻骄子，渐使恩威错置。文武皆不足信，乃专任一二内臣，阃以外次第委之。自古未有宦官典兵不误国者。”又劾马世龙、张凤翼、吴阿衡等罪，忤帝意。
三年以疾在告，进祈天永命之说，言：
法天之大者，莫过于重民命，则刑罚宜当宜平。陛下以重典绳下，逆党有诛，封疆失事有诛。一切诖误，重者杖死，轻者谪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伤国体者，无如诏狱。副都御史易应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锻炼为忠直，苍鹰乳虎接踵于天下矣。愿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诏狱，且宽应昌，则祈天永命之一道也。
法天之大者，莫过于厚民生，则赋敛宜缓宜轻。今者宿逋见征及来岁预征，节节追呼，闾阎困敝，贪吏益大为民厉。贵州巡按苏琰以行李被讦于监司。巡方黩货，何问下吏？吸膏吮脂之辈，接迹于天下矣。愿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饷，并严饬官方，则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
然大君者，天之宗子；辅臣者，宗子之家相。陛下置辅，率由特简。亦愿体一人好生之心，毋驱除异己，构朝士以大狱，结国家朋党之祸；毋宠利居成功，导人主以富强，酿天下土崩之势。
周延儒、温体仁见疏不怿。以时方祷雨，而宗周称疾，指为偃蹇，激帝怒，拟旨诘之。且令陈足兵、足饷之策，宗周条画以对，延儒、体仁不能难。
为京尹，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阉人言事辄不应，或相诟谇，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苍头殴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门外。尝出，见优人笼箧，焚之通衢。周恤单丁下户尤至。居一载，谢病归，都人为罢市。
八年七月，内阁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孙慎行、林钎及宗周名上。诏所司敦趋，宗周固辞不许。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与钎入朝。帝问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状。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流寇本朝廷赤子，抚之有道，则还为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为本，收拾人心在先宽有司。参罚重则吏治坏，吏治坏则民生困，盗贼由此日繁。”帝又问兵事。宗周言：“御外以治内为本。内治修，远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愿陛下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天下自平。”对毕趋出。帝顾体仁迂其言，命钎辅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逾月，上《痛愤时艰疏》，言：
陛下锐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讲求，施为次第犹多未得要领者。首属意于边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复之说进，是为祸胎。己巳之役，谋国无良，朝廷始有积轻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参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术尚刑名，政体归丛脞，天下事日坏而不可救。厂卫司讥察，而告讦之风炽；诏狱及士绅，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甚；事事仰成独断，而谄谀之风日长。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诏旨杂治五刑，岁躬断狱以数千，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笔治丝纶而王言亵，诛求及琐屑而政体伤。参罚在钱谷而官愈贪，吏愈横，赋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严刑重敛交困而盗贼日起。总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监视遣而封疆之责任轻。督、抚无权而将日懦，武弁废法而兵日骄，将懦兵骄而朝廷之威令并穷于督、抚。朝廷勒限平贼，而行间日杀良报功，生灵益涂炭。一旦天牖圣衷，撤总监之任，重守令之选，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布维新之化，方与二三臣工洗心涤虑，以联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难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单辞报罢，使大臣失和衷之谊；得一陈子壮而以过戆坐辜，使朝宁无吁蛑纭４斯赜诠迦诵姆乔诚收摺
陛下必体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风雷；必念祖宗鉴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轻改作。以简要出政令，以宽大养人才，以忠厚培国脉。发政施仁，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而且还内廷扫除之役，正懦帅失律之诛，慎天潢改授之途。遣廷臣赍内帑巡行郡国为招抚使，赦其无罪而流亡者。陈师险隘，坚壁清野，听其穷而自归。诛渠之外，犹可不杀一人，而毕此役，奚待于观兵哉。
疏入，帝怒甚，谕阁臣拟严旨再四。每拟上，帝辄手其疏覆阅，起行数周。已而意解，降旨诘问，谓大臣论事宜体国度时，不当效小臣归过朝廷为名高，且奖其清直焉。
时太仆缺马价，有诏愿捐者听，体仁及成国公朱纯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议罢明年朝觐。宗周以输赀、免觐为大辱国。帝虽不悦，心善其忠，益欲大用。体仁患之，募山阴人许瑚疏论之，谓宗周道学有余，才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
其秋，三疏请告去。至天津，闻都城被兵，遂留养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
己巳之变，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竞修门户之怨，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日造蜚语，次第去之。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隳，边防日坏。今日之祸，实己巳以来酿成之也。
且以张凤翼之溺职中枢也，而俾之专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于边也，而责之戴罪，何以服刘策之死？诸镇勤王之师，争先入卫者几人，不闻以逗留蒙诘责，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县之生灵，结一饱r之局，则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无罪者，又何以谢韩p、张凤翔、李邦华诸臣之或戍或去？岂昔为异己驱除，今不难以同己相容隐乎？臣于是而知小人之祸人国无已时也。
昔唐德宗谓群臣曰：“人言卢?巳奸邪，朕殊不觉。”群臣对曰：“此乃?巳之所以为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为万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频年以来，陛下恶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讦进；陛下录清节，而臣下多以曲谨容；陛下崇励精，而臣下奔走承顺以为恭；陛下尚综核，而臣下琐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类，究其用心，无往不出于身家利禄。陛下不察而用之，则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有所不觉矣。天下即乏才，何至尽出中官下？而陛下每当缓急，必委以大任。三协有遣，通、津、临、德有遣；又重其体统，等之总督。中官总督，置总督何地？总督无权，置抚、按何地？是以封疆尝试也。
且小人每比周小人，以相引重，君子独岸然自异。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终无党比小人之君子。陛下诚欲进君子退小人，决理乱消长之机，犹复用中官参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争之，陛下即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伤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
至今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赃戍，何以肃惩贪之令？申绍芳，十余年监司也，而以莫须有之钻刺戍，何以昭抑竞之典？郑之狱，或以诬告坐，何以示敦伦之化？此数事者，皆为故辅文震孟引绳批根，即向驱除异己之故智，而廷臣无敢言。
陛下亦无从知之也。呜呼，八年之间，谁秉国成，而至于是！臣不能为首揆温体仁解矣。语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体仁之谓也。
疏奏，帝大怒，体仁又上章力诋，遂斥为民。
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称旨。帝临朝而叹，谓大臣：“刘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辞不得，乃趋朝。道中进三札：一曰明圣学以端治本，二曰躬圣学以建治要，三曰重圣学以需治化，凡数千言。帝优旨报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辞，有诏敦趋。逾月，入见文华殿。帝问都察院职掌安在，对曰：“在正己以正百僚。必存诸中者，上可对君父，下可质天下士大夫，而后百僚则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纪纲振肃，职掌在是，而责成巡方其首务也。巡方得人，则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六事以献，帝褒纳焉。俄劾御史喻上猷、严云京而荐袁恺、成勇，帝并从之。其后上猷受李自成显职，卒为世大诟。
冬十月，京师被兵。请旌死事卢象升，而追戮误国奸臣杨嗣昌，逮跋扈悍将左良玉；防关以备反攻，防潞以备透渡，防通、津、临、德以备南下。帝不能尽行。
闰月晦日召见廷臣于中左门。时姜啤⑿芸匝允孪纶谥茉季徘涔簿取Ｈ氤琶苤贾枚怂馈Ｗ谥茔等晃街谠唬骸敖袢盏笨帐鹫馗姆⑿滩渴家选！奔叭攵裕费钊羟偶鑫餮笕颂廊敉苹鹌鳎胝偈浴Ｗ谥茉唬骸氨叱疾唤舱绞赝褪ǎㄊ鸦鹌鳌＝聪莩瞧埔兀裎藁鹌鞫唬课矣弥迫耍说弥嗫芍莆遥患蛹浞次鹌魉坪酰抗掖蠹疲苑臀鳌４笏О响瑁Χ哄蓿魏畏垂孟朔追孜抟嬷僖俊币蛞槎健⒏チ簦蚯胂热ザ绞Ψ吨就辍Ｇ以唬骸笆迥昀矗菹麓Ψ治吹保掠薪袢瞻芫帧２蛔坊鍪迹乙渍蓿砸磺泄肚抑鼓壳绑谅浅ぶ沃酪病！钡郾渖唬骸扒安豢勺罚坪蟀苍冢俊弊谥茉唬骸霸诒菹驴喜脊煜挛枚瘢瞎宋蒙幔筒牛月罚蔚谟胩煜赂肌！钡墼唬骸澳肯路榛鸨歧艿椋夜野芑狄鸭比绾危俊弊谥茉唬骸拔浔副叵攘繁繁叵妊〗〗叵仍裣投健⒏В裣投健⒏П叵取∽谥馨展偌揖樱ㄊ恃А３⒂泄肭页す蛄魈樽赞泄：贾菔兀ǚ皆崮福た⒐ぁ＜仍幔辜疑杓溃赐剁俣洌耆逡病Ｓ舛眨谥芏鏊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