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承的个人简介
孟宪承，著名中国现代教育家。1899年9月21日生，江苏省武进县人，少时在“常州府学堂”，就是现在的常州省高级中学。孟宪承早年毕业于上海的南洋公学中院和圣约翰大学。1918年留学美国，入华盛顿大学专攻教育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又赴英国，在伦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21年回国后，受聘于东南大学任教授。1923年，受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之邀，前往任教。之后的一个时期，孟宪承先后在浙江大学等国内多所知名高校任教，后专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
2018年5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了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人选名单，孟宪承当选。
人物简介
孟宪承(1894－1967)字伯洪。江苏武进人。教育家。191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外文系。1918年入华盛顿大学专攻教育学，1920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又赴伦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
1921年回国，受聘于东南大学任教授。1923年，受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之邀，前往任教。“五卅惨案”后，爱国学生运动浪潮迭起。孟宪承不顾个人前途，与美籍校长据理力争，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而后，孟宪承等教授和一批学生为了抗议校方的无理规定，毅然宣布脱离圣约翰。离开圣约翰后，孟宪承联合一些教育界人士，发起创办了光华大学。此后曾一度担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秘书长、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29起至1933年在浙江大学任教。
1933年，在杭州创办民众实验学校，研究和推广民众教育。抗战期间，先后在浙江大学（1938-1941年)和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重返浙江大学任教（1946-1951年），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9年杭州解放，军管会委派孟宪承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参与主持浙江大学校务。
1951年孟宪承被调到上海，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后专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三、四届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
他连续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三、第四届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并曾担任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教育概论》、《教育史》、《西洋古代教育》、《大学教育》等。
1967年7月19日病逝于上海，终年73岁。
学术贡献
孟宪承对文、史、哲等学科具有很深的造诣，通晓英语、法语，晚年还刻苦学习俄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唯物史观，因此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
他的学术研究著作，除占有充实资料外，更具有科学的识见。他很重视教育理论的研究，并强调深入教育实践，为了研究民众教育，他曾亲自创办和领导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进行各种教育实验研究。
在教育理论方面，他已出版的专著有《教育概论》、《教育通论》、《教育史》、《西洋古代教育》、《大学教育》、《民众教育》、《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等多种。还曾编写《教育哲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等教材。此外，还翻译西方教育名著多种：如J．杜威的《我们怎样思维》(中译本名《思维与教学》)，W．H．基尔帕特里克(旧译克伯屈)的《教育方法原论》，B．H．博德的《教育哲学大意》、《现代教育学学说》、《教育心理学辨歧》等专著。
教育理念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从选校地址到提出师范类学生的培养问题、师范院校课程建设等方面的见解，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建设，考虑了50年的发展空间，和远不止50年的发展方向。
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孟宪承认为大学是最高的学府，大学的理想应该包括"知识的创获"、"品性的润溶"和"民族的社会的发展"。他十分强调培养师资，他认为提高教师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是办好大学的根本。他大力主张大学应加强基础教学，要让学生掌握坚实的、广博的基础知识，不宜过早地分专业，同时还必须注意培养优良的校风和学风。
教育贡献
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建国初期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班，他对研究生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认为从事中国教育史的科学研究，必须经受严格的基本训练，如文献资料的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与方法的学习，外国语文的训练等。在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影响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和研究人才。
孟宪承不仅对高等教育理论颇有建树，而且对民众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也甚为关心。1933年，孟宪承在杭州亲手创建了一所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并在此期间对民众教育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著有《民众教育》、《民众需要的是什么教育》等论著，是我国民众教育的先驱之一。
生平
孟宪承早年先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师从杜威，取得教育学硕士学位。继到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育哲学。1921年11月回国，先后在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无锡江苏教育学院，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及浙江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等十所大学任教，共 46年。
孟宪承博通中外古今，特别是外文、史、哲、教育等学科。担任过中文系、外文系、教育系教授，文学院院长。1942年，当选国民政府首批29位部聘教授之一。教育学科仅他一人。
孟宪承在圣约翰大学时，英藉校长卜舫济对他十分欣赏。1925年“五州”惨案，国人爱国反帝热情高涨，他以国文部主任的身份，领导爱国师生对抗校方对进步学生的镇压，并与钱基博教授（著名学者钱钟书之父）等一道带领进步师生离校，自行成立光华大学。宣布“永远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发誓 “以后不再进任何外国教会学校”。
孟宪承三临浙江大学教学：1929-1933，1938-1941，1946-1951，讲授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史、比较教育学，共12年多。在宜山时，任教育系系主任，在龙泉分校时，任教务主任、英文教授。
解放初，浙大师范学院取消，教育系并入文学院，孟宪承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在任两年，至1951年7月调上海工作时止。
1950年，浙大校长马寅初先生常请省委领导同志给全校师生作政治学习报告。在校内，邀请过两位党外进步教授讲马列的基本原理。一位是陈乐素教授（宋史专家），另一位就是孟宪承教授。孟宪承讲的是《社会发展史》。
孟宪承调职上海后，住在华东师大校内工会附近的平房中。平日多半长袍布鞋，到沪工作上班，才穿中山装。
1957年的“反右”，1966年开始的“文革”，是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打入炼狱。逼上祭坛的年代。不幸的是，孟宪承在这两次灾难中都被波及。他的孙子孟蔚彦在《孟氏南北沧桑录》中写道：“在政治上，宪承极为小心谨慎。1957年，华师大教授联名要求‘孟校长有职有权’，这在当时是向党要权的右派言论。他惊吓之下，视网膜脱落，从此沉默，再也不过问校务。”“‘文革’开始，他自动停止领取工资，自己搭乘公交车辆，从市区去华师大上班，在办公室楼前拔草。”1967年6月，他在礼堂看到写他的大字报，说他“高举资产阶级黑旗”。“回来后，……他始终闷闷不乐。一天晚饭后，妻子先去睡了，一觉醒来，发现他还坐在阳台上，人斜依在藤椅上，昏迷过去了。因为脑中风，他再也没有醒来。”这一天，即1967年7月19日。
1978年11月27日，中共华东师大党委对孟宪承作的结论中说：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孟宪承“虽年迈多病，也身受其害，遭到抄家、强迫劳动、军训，使孟宪承同志病情加重，于1967年病逝。”
2006年5月15日，经教育部批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出关于做好 “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宣传活动”的通知，列入第一批计划宣传的共18位大学校长，孟宪承名列其中。并列的吴玉章（人大）、李达（武大）、成仿吾（东北师大、山大，人大）、彭康（交大）、贺禄汀（上海音乐学院）、匡亚明（南大）、蒋南翔（清华）、陈垣（北师大）、陈望道（复旦）、马寅初、周培源（北大）、苏步青（复旦）、王亚南（厦大）等。
个人荣誉
2018年5月，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了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人选名单，孟宪承当选。
悼念
孟宪承教授三次执教浙大，前后长达12年。我作为孟先生的学生，亲聆教诲，受益终生，特撰文以表纪念。一我是1948年秋进入浙大教育系学习的。到系后立即感到，大家十分尊敬孟宪承教授，都亲切地敬称他“孟老”。其实，那时他只有56岁，1951年转上海任职时，也还不到60岁。
孟老在圣约翰大学时，英藉校长卜舫济对他十分欣赏。1925年“五州”惨案，国人爱国反帝热情高涨，他以国文部主任的身份，领导爱国师生对抗校方对进步学生的镇压，并与钱基博教授（著名学者钱钟书之父）等一道带领进步师生离校，自行成立光华大学。宣布“永远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发誓 “以后不再进任何外国教会学校”。
孟老博通中外古今，特别是外文、史、哲、教育等学科。担任过中文系、外文系、教育系教授，文学院院长。1942年，当选国民政府首批29位部聘教授之一。教育学科仅他一人。
1949年冬，我进入大二下学期末，得有机会旁听系内教师的读书报告会，这个报告会由孟老主持，每次都能听到他的发言。
1950年9月起，我进入大三。孟老给我们班讲授《外国教育史》，历时一年。我担任课代表，负责收集同学们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按孟老的要求，把问题整理好写在纸上，每个问题后面空出一页空白，供孟老写出答疑。一年中共有四次，头两次孟老写出的回答曾公布在学生寝室的墙壁上，可惜未能保存下来。后两次由我当面请孟老回答，将答案在班上向同学汇报。1951年上半年，孟老为高我一班的学生讲授《马列名著选读》，得到孟老特许我旁听了全部讲授。
解放初，浙大师范学院取消，教育系并入文学院，孟老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在任两年，至1951年7月调上海工作时止。1950年初，我被选为文学院学生会主席（当时称浙大学生会文学院首席代表），列席文学院院务会议。在我任内的1950年下半年，曾邀请孟老给文学院同学作学术演讲，他讲的题目是：《科学的历史观》。我陪同往返，并负责记录，可惜记录未能保存下来。
1950年，浙大校长马寅初先生常请省委领导同志给全校师生作政治学习报告。在校内，邀请过两位党外进步教授讲马列的基本原理。一位是陈乐素教授（宋史专家），另一位就是孟宪承教授。孟老讲的是《社会发展史》。他讲的《社会发展史》与对文学院学生讲的《科学的历史》，我都作了详细记录，可惜都已丢失。
解放初，为了培养全国中小学的领导与骨干教师，浙江省教育厅与浙大合办了中小学教育研究班。孟老给这个班讲授教育学，我也去旁听。有一次，他讲完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理论后，引用了毛主席有关解放后中国的发展前途的两段话。一段是：“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1949年6月15日）另一段是：“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引用后，孟老激昂地高声说：“难道我们还能不充满信心，不加倍努力吗？”全场掌声雷动，人人兴奋不已。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激动场面。
孟老调职上海后，住在华东师大校内工会附近的平房中，50年代与60年代初几年，我曾多次拜访请教。
1957年的“反右”，1966年开始的“文革”，是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打入炼狱。逼上祭坛的年代。不幸的是，孟老在这两次灾难中都被波及。他的孙子孟蔚彦在《孟氏南北沧桑录》中写道：“在政治上，宪承极为小心谨慎。1957年，华师大教授联名要求‘孟校长有职有权’，这在当时是向党要权的右派言论。他惊吓之下，视网膜脱落，从此沉默，再也不过问校务。”“‘文革’开始，他自动停止领取工资，自己搭乘公交车辆，从市区去华师大上班，在办公室楼前拔草。”1967年6月，他在礼堂看到写他的大字报，说他“高举资产阶级黑旗”。“回来后，……他始终闷闷不乐。一天晚饭后，妻子先去睡了，一觉醒来，发现他还坐在阳台上，人斜依在藤椅上，昏迷过去了。因为脑中风，他再也没有醒来。”（引见《上海滩》杂志，2003年第1期，第32页）这一天，即40年前的1967年7月19日。
1978年11月27日，中共华东师大党委对孟老作的结论中说：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孟老“虽年迈多病，也身受其害，遭到抄家、强迫劳动、军训，使孟宪承同志病情加重，于1967年病逝。”
认识孟老的人都有同感：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有很强的自尊心。疾恶如仇，刚直不阿，威武不屈，不甘无端受气。到沪工作后，政治运动不断，“左”的影响日益加剧，我们不能详知其心态。但按其性格，对政治“小心谨慎”，尽可能“离政治远一点”，是可以推想的。50年代批斗杜威时，他无可奈何，屡经催索，也只写了千把字批判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而且大量引用马列经典字句为据。当他受到自感无法忍受的冲击时，“宁可玉碎，决不瓦全”，采取我们民族数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恪守不渝的崇高信条，是符合他的性格的。
龚自珍说：“人难再得始为佳”。孟老这位公认的教育学大师，在中国，是再也找不到了。现在，他远逝40年了，他那清瞿端庄、严肃而慈详的面容，却时刻浮现在我们这些曾经受教于他的后辈脑中。二孟老早年先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师从杜威，取得教育学硕士学位。继到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育哲学。1921年11月回国，先后在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无锡江苏教育学院，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及浙江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等十所大学任教，共 46年。其中，三临浙江大学：1929-1933，1938-1941，1946-1951，讲授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史、比较教育学，共12年多。在宜山时，任教育系系主任，在龙泉分校时，任教务主任、英文教授。
我到浙大学习时，孟老先后在浙大任教已有10年。10年中最后三年，我请益较多。1951年他调华东师大工作后，我随陈学恂先生或个人特访请教，也有五、六次。
有一次，我请教他如何学马列。他说，首先要读原著，说：“恩格斯也是这样讲的。”要学习马克思“布下的龙种”，要防止上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将“龙种”弄成“跳蚤”的人的当。又说，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要精读。例如恩格斯的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般的论著，他主张有选择的看。有一次，我问他当时流行的一本教育论著如何？他说，没看过。过一会，说“以省目力。”
孟老对当代人很少臧否。但听说他对认真读书，扎实研究的人常会赞赏。在华东师大，他敬重他的挚友吕思勉先生，交谈甚欢。对中年哲学家冯契，也颇器重。说他读的书多，是金岳霖的学生，兼学中外哲学。对在浙江时遇到的党内学者俞铭璜，也表示有好感。说这个共产党干部好学，平实。
在外国教育思想家中，孟老最推崇的是赫尔巴特与杜威。他说，这两个人是西方教育思想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两人都自有理论体系，自有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思想，并且都办过实验学校。当然，两人都是大学教授，都“养尊处优”。
有一次谈到杜威，陈学恂先生也在座。孟老说：“中国有几个人真懂杜威？”我听陈学恂先生私下说过，孟老说过：“两个半。”我曾笑问过孟老，他笑而不言。对外国教育思想家，我请教孟老多次。他说，弄清一个教育家的思想，一般的，至少要花两年；论著多的，还不够。我说：太难了，总是看不完的资料。他说，备课，写文章，都只能选好题目，先看最主要的资料，有个构想，就先写提纲，然后再看书，逐步增益。要是想看完所有的资料再动笔，反而会无所适从。又说，备课写讲稿，写文章，都要简明精要。语言、逻辑，都要为听者、读者着想，不能随意浪费人家的时间。
孟老调上海工作后，浙大教育系的《外国教育史》课程，由郑晓沧教授继续。1958年学术大批判后，郑老等老教授都被停止任教，命我这个当时还只是助教的青年人接着讲授《外国教育史》。1962年起，周扬同志领导文科教材的编写，提出“古今中外法”，中外教育史之外，都加开“论著选”课程。我根底浅薄，外语也不能顺利看书，一下子要同时讲授《外国教育史》与《外国教育论著选读》两门课，虽然日夜兼程，仍然苦不堪言。幸好郑老、孟老对我伸出援手，几乎有求必应，未求也全力奉献，使我勉强度过最困难的头两年。
1959年起，系里成立了以郑晓沧先生为主的翻译组，专门翻译外国教育名著，选择好的论著先在校内印出，作出书准备，同时供我作教材使用。为了解决阅读外文原著的困难，翻译组的老教授还要求翻译之外，辅导青年教师学外文。郑晓沧老师自告奋勇，辅导我选读孟禄的英文《教育史教本》。
至于外国教育思想，特别是哲学问题，则请教孟老。60年代初参加“四清”运动前，我到上海向孟老请教过三次，每次都得到他老人家的热情接待。答疑，介绍可看的书及文章之外，尤为令人感动的是，他主动地出借他的《教育哲学》讲稿：《实验论》、《理论论》、《实在论》。这“三论”，后经瞿葆奎老师等校核后，已发表于《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3期。
另一次，我请教如何学习杜威论著。他说，早期代表作是 《学校与社会》，较后的是《民主主义与教育》，要认真读。我说：难懂的不少。他起立去找，交给我他阅读《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作的摘要，供我学习。我说，可能还弄不懂。他说：“你再来。”不幸的是，我不久就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接着是“文革”的暴风骤雨。1967年，我也受到冲击，1968年底被宣布“解放”，随后就参加教育革命小分队。孟老含冤去世，我也是好久以后才知道的。
孟老平日多半长袍布鞋，到沪工作上班，才穿中山装。他严肃端庄、睿智儒雅、宁静深思。他的才识与风骨，为同辈、后辈共同敬仰。宋人用“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形容艺术上的最高境界。孟老治学与为人达到的境界，也未尝不可以“寻常”而“奇崛”，“容易”而“艰辛”两语尽之。
2006年5月15日，经教育部批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出关于做好 “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宣传活动”的通知，列入第一批计划宣传的共18位大学校长，孟老名列其中。并列的吴玉章（人大）、李达（武大）、成仿吾（东北师大、山大，人大）、彭康（交大）、贺禄汀（上海音乐学院）、匡亚明（南大）、蒋南翔（清华）、陈垣（北师大）、陈望道（复旦）、马寅初、周培元（北大）、苏步青（复旦）、王五南（厦大）等。
经历20世纪两个不同的历史年代，作为教育理论家之首，孟老终于得到世纪性的公认。这是符合实际的，也是合乎人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