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科尔文的个人简介
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著名美国籍女记者，生前任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资深战地新闻记者。2012年2月22日，在叙利亚政府军炮击霍姆斯市时被炸身亡。
简介
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女，1957年出生在美国纽约附近的一个小镇，曾经是耶鲁大学英语文学专业的高材生。生前任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资深战地新闻记者。
科尔文刚出道时是美国纽约州一家小报的记者，后来成为《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战地记者，在伦敦供职27年。 科尔文过去3 0年里报道过数场战争，包括科索沃战争、车臣战争、阿拉伯地区的动乱等，总是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场合，虽然其间获奖无数，却无法拥有正常的爱情和生活。为了钟爱的事业，甚至把一只眼睛也搭上了，也未能阻止她重返更危险的地区。从斯里兰卡到前南，从伊拉克到利比亚，哪里有战场，哪里就有她的身影，2011年她成为甚至最后一位采访卡扎菲的记者。2010年在一场纪念殉职战地记者的纪念仪式上，科尔文道出了她不顾生命危险报道战争的决心：“我们的使命是准确客观地报道战争和灾难，我经常会问自己，我写出来的东西到底值不值得冒生命的危险？”“我为什么要报道战争？在过去几天里，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并不是典型的战地记者，因为我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性，我想告诉人们战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几个世纪过去了，战争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战场上依旧炮声隆隆，血肉横飞；战场外妻离子散；交战双方都不肯公开真相。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做一名战争证人”。
2012年2月22日，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美国籍女记者玛丽·科尔文在叙利亚遭炮击身亡。“我感到很无助。天气也很冷！但我会继续跟踪报道（叙利亚动乱）”科尔文遇袭身亡前一天在Facebook的个人主页上说。在她21日发回的最后一次报道中说：“叙利亚霍姆斯城里2 .8万名平民，男人，妇女和孩子在炮火中绝望地寻求避难所，这是我见过的最惨的景象”。
悲剧
2012年2月22日，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美国籍女记者玛丽·科尔文及法国《巴黎竞赛》杂志社摄影师雷 米·奥奇力克在叙利亚遭炮击身亡。据报道，当日上午，一枚炮弹击中位于叙利亚霍姆斯省首府霍姆斯市巴巴阿姆尔区由示威者搭建的临时媒体中心，科尔文和奥克利克在袭击中死亡，另有三名记者受伤。
英国首相卡梅伦当天在国会对科尔文遇难表示哀悼，并称这是对正在叙利亚采访的记者所冒危险的“一个令人失望的悲哀提醒”。英国外交大臣黑格称，他对这一令人悲痛的消息感到震惊及深深难过，并对两名记者的家属表达诚挚的慰问。《星期天泰晤士报》所属新闻集团老板默多克闻知这一消息后表示，科尔文是她这一代记者中最杰出者之一。
法国政府宣布了两人不幸遇难的消息。路透社报道说，科尔文和奥奇力克在叙利亚霍姆斯市的住所遭到炮弹袭击，两人在试图逃跑时被火箭弹击中身亡。年仅28岁的奥奇力克凭利比亚反叛活动报道本月刚刚获得“世界新闻摄影奖”。
22日，叙利亚新闻部长马哈茂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中部省份霍姆斯遭炮袭身亡的两名西方记者在未获新闻部许可的情况下进入叙利亚采访。叙新闻部对美国记者玛丽·科尔文和法国摄影师雷米·奥克利克及其他国外记者在叙利亚的采访活动毫不知情。他呼吁外国记者赴移民局登记，依法获得许可。马哈茂德说，霍姆斯官员正在寻找受伤的外国记者。
传奇
玛丽·科尔文2001年4月16日在采访斯里兰卡内战时被手榴弹炸伤不幸失去左眼，她的独眼形象几乎成为新闻界一面招牌，传奇事迹还被搬上荧幕。
1957年，科尔文出生于美国纽约附近的一个小镇，她曾经是耶鲁大学英语文学专业的高材生，“那时我想的
无非是写点无病呻吟的小说”。大四那年，她参加了一场研讨会，讨论的是著名记者约翰·赫西关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后情况的报道，这部美国20世纪新闻业的巅峰之作，深深地震撼了科尔文。“赫西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位导师。他让我想去报道真实的事情，也让我相信，这些报道能够改变世界”大学毕业后，科尔文在合众国际社做了一名夜班记者，没过多久就被派往法国，成为巴黎记者站的主任。事业风生水起，但科尔文并不满意，她觉得美国通讯社的报道“只注重事实，没有感情”。1986年，她加入英国著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并在那里结识了一支驻外记者的精英团队。每当看到他们从国外战场上发回的稿件，她都热血沸腾、跃跃欲试。于是，她申请去做战地记者。在科尔文的笔下，炮弹不仅是一个名词，伤亡也不仅是一个数字，它们意味着烧毁的房屋、残缺的肢体、抱着孩子哭泣的女人和士兵眼中一闪而过的惊恐。她说：“我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性。它让处于和平环境的人们也不觉得遥远和陌生”。
很多时候，科尔文到了一个地方，发现自己是那里唯一的记者。危险似乎对科尔文有种天然的吸引力，越危险，她就做得越出色。不管在哪里，科尔文都坚持和报道对象共同生活。1999年12月，她跟随车臣反政府武装采访时，在极度的寒冷中徒步穿越高加索山，曾掉进齐腰深的冰水里，每天最多只能喝一碗面糊。晚上，她跟十几个车臣士兵挤在一个6米长、2米宽的地方休息。有一次睡到半夜，科尔文被身下的硬块硌醒了，一摸，居然是两枚手榴弹。“这帮亡命徒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很有可能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一起炸个稀巴烂。这种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千百次”。所幸，科尔文活着回来了，并凭借她在车臣和科索沃的报道赢得了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的“勇气奖”，此前，她还曾凭借在前南斯拉夫的报道获得了英国“最佳驻外记者奖”。
2001年，科尔文前往斯里兰卡报道战事。她在政府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入境，还设法躲避检查，溜进了反政府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控制的区域，见到了当时猛虎组织高层的很多人。但就在结束采访准备返回时，她遭到了政府军的攻击，子弹打进了她的肩膀、胸部和眼睛并成为“俘虏”。最终，科尔文在美国大使馆的保护下捡回一条命，但左眼永久失明。科尔文系上一条黑色眼罩，奔赴下一个战场。死亡就这么嚣张地逼近她，她能借以抗衡的，只有信念。“民众有权知道政府、军队以他们的名义在做什么”“要相信，当你在国外的战场上出生入死时，很多人正等着看你的报道。要相信他们在关心战争中的不幸，并在试图阻止它”。
2011年年初，卡扎菲曾坐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一家海滨餐馆里接受她的采访。科尔文的提问直言不讳：“你看到那些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没有人反对我”卡扎菲回答，“利比亚的每个人都爱我，都在忠心耿耿地追随我”“可现在一半的国土都处在反对派的控制下”“有吗？我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变化，一点动乱的迹象都没有”说完，卡扎菲哈哈大笑起来，以一种故作轻松的姿态。科尔文也笑了，眼前的场景有种她所熟悉的荒诞――― 这是她数次近距离采访卡扎菲时常有的感觉。科尔文与卡扎菲认识20多年了，“卡扎菲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王国里的人，他很缺乏安全感。”比起“中东疯狗”、“非洲雄狮”等名号，科尔文的评价更为中肯、可信。 玛丽·科尔文从1986年开始从事战地记者的工作，从两伊战争前线，到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发生的冲突，再到前南斯拉夫战争，她一直生活在战争烽火中，经历过2次失败的战地恋情。战场为科尔文带来的也有甜蜜和温暖，那就是她的两场战地恋情。 但是，战地记者间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我们就像两个不知疲倦的孩子，太专注于战争中的毁灭与死亡，以至于忽略了其它东西，甚至对方的存在”。从战场归来的女记者发现自己已经不适应“和平年代”，因为生活安静得让她发慌。她回忆说，在贝尔格莱德的经历就像是一部史诗般的电影。“时间慢慢地流过，那里所有的一切，包括灯光，看上去都是那么特殊”。在经历了战争、炮火和逃亡以后，我真的很难跟别人谈论什么住房抵押或内衣的流行款式”“得奖也让我焦躁不安，我始终有一种负罪感，感觉自己是从战争中受益的人。我们把那些人身上发生过的可怕故事榨取出来，然后就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她因此而产生一种负罪感，“有时感觉自己就是个伪君子，因为我总是要回家的”说这话时，科尔文声音沙哑，指间的香烟氤氲缭绕。这个一生挚爱战地新闻的女人，身上从来没有香水的味道。
传记片
《私人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