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坚的个人简介
刘志坚（1912―2006），湖南省平江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人物简介
刘志坚（1912―2006），湖南省平江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人物生平
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一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平江县长寿区赤色工会委员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秘书处处长、青年部部长、民运部部长、宣传部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副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委一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十纵队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政治委员兼第十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四分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一九八五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大事年表
刘志坚，1912年1月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一个贫农家庭。小学毕业后放牛、当长工。
1928年参加平江农民扑城起义。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1年9月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秘书处秘书、文书科科长。12月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秘书处处长。
1932年1月任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
1933年任红三军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
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参加湘江、土城、娄山关、遵义、四渡赤水等战役战斗。
1935年8月至10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
1936年春任中共甘孜工委书记。后奉命到红四方面军做宣传北上抗日工作，同月至8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三过雪山草地。同年9月至1937年8月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8年春任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5月和副师长徐向前率两个团抵达南宫，稳定了冀南抗日局面，并成立冀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南区军政工作。
同年至1939年6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教育部部长。
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政治委员。
1940年6月至1944年5月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2年4月至1943年9月任冀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2年12月至1944年5月任中共冀南区委委员、敌工委员会书记。
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七大。11月到延安，进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
1944年7月至1945年10月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一局副局长兼军事报导处处长。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8月至1947年下半年任中共冀南区委副书记。
1945年8月至9月任冀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46年秋至1947年6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副政治委员。
1947年9月至12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1947年12月至1948年12月任中共桐柏区党委书记。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任桐柏军区政治委员、第十纵队政治委员，支援淮海作战。
1949年2月至9月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兵团党委副书记。1949年9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局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起，先后任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部长。
1950年2月至1951年4月任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临时党委书记，1951年4月至1952年4月任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1951年12月至1954年任中央军委直属队总党委委员。
1952年9月至1957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1年2月至1964年8月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党委书记。
1957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1960年6月至1965年4月兼军事艺术学院院长。
1960年10月至1966年5月任总政治部党委委员。
1965年12月至1966年5月任总政治部党委副书记。
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7年1月遭到江青一伙的诬陷批判，被错误关押、批斗、审查近八年。1974年9月29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被解除关押审查。
1975年3月至8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
同年5月至1979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76年10月至1979年1月任昆明军区党委书记。1978年7月至1982年10月任昆明军区党委常委。
1979年1月至1982年10月任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1979年春，他参与指挥了昆明战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及战后的优抚、表彰、总结工作。
1980年4月至1982年10月任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83年6月至1985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党委书记。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于2006年3月11日19时5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95岁。
劫法场抢出来的将军
那是在1942年10月的一天夜晚，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志坚带领一个骑兵班，到六分区传达冀南区党委的指示。行进途中与敌人遭遇。在向外突围时，刘志坚的右腿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摔了下来。受伤的刘志坚一步也挪不动了，自觉凶多吉少，于是他将身上所有的口袋仔细摸了一遍，将能失密和暴露身份的文件资料都撕得粉碎，放在嘴里嚼烂。又将随身携带的妻子刘莱瑛的照片和一块怀表，埋在土坑里面。一切都安排好了，刘志坚就等着与敌人拼命。终因寡不抵众，被围上来的敌人捉住后关进大营据点里。
刘志坚被日军俘虏后，敌人突击审讯他。刘志坚随便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并机智地对翻译说：“我说是连长，你们不会相信，说是营长，你们大概也不会相信，实话说吧，我是个团长，还是副的。”日军对他的“直言不讳”大加赞赏，并决定于次日押送他到枣强县城移交给情报部门，听候进一步查证、审讯。八路军的内线情报人员将此信息传回。得知这一情报后，时任一二九师冀南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制定出营救方案。
当押送刘志坚的日本骑兵队伍大约100多人进入八路军伏击圈之后，突然从路边坡地蹿出的十多个挑柴农民，一下把柴捆插到路上，挡住了汽车。随着“砰砰”的几声枪响，开车的司机和探头的日军就被击毙。瞬间大路左右两翼枪声大作。战士纪志明飞身上车，将身体护住躺在车厢里的刘主任，同时左右开枪，20响、40发子弹在数秒钟内从手枪里发射出来，日军全部被歼。几个战士把刘主任抬下车，纪志明背起刘志坚就向指挥所跑。整个战斗，八路军未伤亡一人。事后，当日军得知被八路军营救的刘志坚是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是八路军的高级官员时，惊呼：“上当，上当，八路军真是神出鬼没。”
刘志坚被自己的部队抢回来后，因腿受重伤不能行走，军区安排他在永年县警备大队长韩荫亭家里养伤。韩家对刘志坚的照料热情周到。1943年春天，陈再道要赴太行北方局党校学习。党委书记宋任穷特别交待他到韩荫亭那里带上刘志坚同志，并安全护送到刘、邓首长那里。
一路上，陈再道与护送小分队抬着刘志坚遭遇了重重惊险。在日军所辖地盘，碉堡林立，铁路两侧全是敌人挖的封锁沟，既宽又深。虽然护送小分队队员身着伪军服装，但还是引起了日军的怀疑。他们走了3天，打了好几次战斗，总算到达了目的地。刘、邓首长亲切地接见了陈再道，说他们很幸运，没出事，安全地把刘主任送来了。
“文革”蒙冤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在怀仁堂东厅，毛泽东主席亲自参加了为这些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授衔、授勋仪式。当毛泽东走到一个小个子的将军面前时，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肩膀，习惯地打趣道：“你是那个劫法场抢出来的刘跛子！”向毛泽东敬礼的将军答道：“我是刘志坚。”然而，谁也没有想到，10年之后，这位被“抢出来的刘跛子”竟在一夜间成了“叛徒”。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文革”之前就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又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时时处处在动乱的风口浪尖上。他在叶剑英、徐向前等元帅领导下，主持“全军文革”，陆续起草了一些文件和电报，对军队“文革”做出若干特殊规定和必要限制。如《关于军队文工团文化大革命的几条规定》、《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补充指示》等等，但这些防乱稳军的一套做法很快招来林彪、江青的不满。1966年国庆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的追随者唆使第二军医大学造反组织的一个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条条框框限制太多。林彪看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就说军队这样搞不行，要允许他们搞“四大”。“全军文革小组”不敢违抗林彪的指示，随即起草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但文件仍没坚持要党委领导，没有放开，林彪看后不满意，将文件草稿送“中央文革小组”审改。经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改后的文件，特别加进了“取消军队院校党委领导”的条文。在钓鱼台讨论这个条件时，发生了激烈争吵。
刘志坚事先向叶剑英元帅作了汇报，故而会上态度消极，说：“文件中首次取消党委领导，这在解放军是史无前例的。”张春桥却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刘志坚反驳说：“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不错的，毛主席的领导也是不错的，但是下面还是要有具体人去执行的啊！”
陈伯达、江青等人依仗毛泽东的支持，一齐否定刘志坚提出的异议。军队乱了，天下大乱。刘志坚根据叶帅的指示精神主持起草了一份通知：《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11月6日经林彪转送给“中央文革”，又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扣压下发。
此后，为了控制《紧急指示》下达后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刘志坚又组织“全军文革”前后起草过5份电报，都被陈伯达扣压了。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陈伯达当面指责道：“你刘志坚思想不对头，发的几个电报，都是压制造反的。我都给扣留了。”
江青还几次叫嚷要关锋、戚本禹到总政当主任、副主任，被叶帅顶住，没有任命。红卫兵们已经从某种渠道得知刘志坚有“叛徒”嫌疑，开始围攻他的家。为了更方便工作，叶帅让刘志坚搬到他家后面去住。这样，刘志坚每天早晨都把“中央文革”的情况向他报告，同时听取他的指示。11月初，刘志坚和叶帅、徐帅、陈老总等几个人在聂帅家里吃饭，老帅们大骂江青、陈伯达一伙。叶帅感慨地说：“现在我们都没有发言权了，志坚同志虽然在u2018中央文革u2019，可也没有发言权，连戚本禹都敢跟他拍桌子，那是江青、康生给他撑腰的，他们要打倒你呢！”
1967年1月3日，刘志坚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判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这天晚上，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1月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衷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5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5日，5000多名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肖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肖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1月8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这“叛徒”一说是陈伯达“揭发”的，他的依据就是“被敌人抓走又活着回来了”。于是，1月11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革小组”，撤消了刘志坚的组长职务。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标语布满全国。刘志坚遭受批斗后即被关押。2月11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召开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即扩大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等几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全面摊牌。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向陈伯达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叶剑英对坐在对面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说：“军队要是再稳不住，天下就要大乱了！我请诸位帮帮忙吧，不要再把军队搞乱了！”
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了？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
他还专门提到刘志坚的所谓“叛徒”问题，向陈伯达说：“刘志坚不是叛徒。”但是，陈伯达却蛮横无理地说：“刘志坚叛徒的案已经定了，再也不能改变了。”于是，刘志坚仍被关押着。
重获自由
刘志坚在战争年代九死一生，在“文革”期间却蒙此奇冤。刘志坚在顺义被关押了3个月，受到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个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刘志坚被关在一间小屋里，小屋只放着一张小床，一张三屉桌，床前一盏100瓦灯泡通宵达旦亮着，目的是让监视者能看清他的活动。不久，肖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刘志坚的夫人刘莱瑛被关押在另一处，两年后，她才获释。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她才被允许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刘志坚……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便被打倒了。
“九大”期间，许世友面见毛泽东。在谈过一些事情之后，许世友仗义执言：“主席，战争年代有两个人很能打仗，但他们现在的日子都不好过，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刘志坚，请主席过问一下。说刘志坚是叛徒，他怎么成了叛徒？”徐向前元帅也在不同场合谈起过：“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毛泽东点头后，解放刘志坚的工作由周恩来来做。在国庆25周年之前，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对出席国庆招待会名单进行讨论时，周恩来提出：“遵照主席精神，再加刘志坚一人。”第二天，门庭冷落多时的拐棒胡同入口处的四合院突然驶来了一辆轿车。来人突然变得对刘志坚客气起来，他满脸笑意地说：“奉上级指示，你可以自由活动了。通知您，准备一下，明天请你出席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25周年招待会。”
当天，就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套崭新的军装。试穿着军装，刘志坚百感交集，这一关就是7年零9个月啊！随着一道命令，刘志坚的待遇有了地下天上之感：看管他的人撤了，警卫员回来了，炊事员回来了，连原先那辆他一直乘坐的吉姆轿车也回来了。
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里，在报道昨晚的国庆招待会出席人员名单时，提到了刘志坚的名字。人们立即知道：刘志坚被“解放”了。10月3日，还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召见刘志坚，询问了他的身体和其他情况。4个月后，刘志坚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又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5年3月，刘志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5月，他的老上级、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副主席召见刘志坚。刘志坚的车子赶到邓小平家时，看见张爱萍正从车子里出来。进屋后，邓小平对他俩说：“你们的工作要有变动。张爱萍同志到国防科工委，刘志坚同志到昆明军区。”虽然久经磨难，邓小平仍是战争年代的干练作风，说话干脆利索。他先和张爱萍谈，刘志坚就坐在旁边。内容不是很多，但重点十分突出，就是要张爱萍当好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要让他们安心搞科研，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和张爱萍谈完，他把目光转向了刘志坚。“你去昆明，第一条，首先要把军队的工作搞好。”他看了看刘志坚，相信他是理解这话的含义的。见刘志坚点头，他又接着说：“第二条，军队不能搞资产阶级派性。”刘志坚知道，当时昆明军区内部的派性也相当严重，这对军队的破坏是很厉害的。“第三条，军队要同地方的派性彻底脱钩。”刘志坚深知出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是要下决心治理整顿军队了。“还有什么问题吗？”见他们没有说什么，邓小平又说：“那就这样吧。”不久，刘志坚被任命为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又是7年多，直至退休回到北京，住进西城一座小院内。经一再调查，刘志坚的所谓叛徒冤案终于有了结论。而中央军委作出正式平反，这已经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80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