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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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显世的个人简介

刘显世,(1870――1927),贵州兴义人。字如周,亦作如舟,别号经硕。清末任清军管带。早年曾参加镇压广西会党起义。辛亥革命后曾一度赞成共和,但随即拥戴袁世凯称帝,后又转而反袁,民国成立后,任贵州护军使,1916年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自任都督、督军兼省长。后曾参加孙中山护法运动任川滇黔三省护国联军副总司令,但不久又与北洋直系军阀言和。后因军阀派系之争1925年1月隐退。1927年10月14日病逝。

基本内容

刘显世祖籍湖南邵阳,以小贩入黔,历三世,积为大富。咸丰间,父祖办团练,多与回人战,赐三品官,田产冠于当地。显世于同治八年(1870年)生,少与弟兄师从雷玉峰,然好问军旅,不喜词章。性浑穆,品孝友,有胆略,善采纳。其面笑,有笑面虎之谓。十五岁取廪生。戊戌年,随父办新学,直言科举之弊,兴义以此领黔省之风气。又办团练,以防会党之变。庚子后,多与会党战,能苦战,擢为管带。三十一年(1905年),林绍年行新政于贵州,显世愈倡新学,延请名流,选派留学,创设天足会,声誉隆于乡里。其弟兄有留日者,皆师从梁任公,显世亦以为荣。

辛亥年,四川保路,黔军援川。党人欲趁虚起事,巡抚沈瑜庆急之,调显世率五百卒援省。甫至安顺,闻自治学会已取贵阳,即通电拥护共和。党人怿之,遂得长驱入贵阳,任枢密员,兼军政股长。翌年二月,党人纷乱,显世等欲独霸黔中,故遣周沆、戴戡赴昆明乞师。蔡锷素与戴戡相得,遂令唐继尧平黔乱。继尧督滇,委显世为军务部长。越明年,蔡锷赴京,唐继尧继任滇督,戴戡主黔,委显世为护军使。显世乃合黔军为六团,委其甥王文华为第一团团长,黔省士官生如谷正伦、朱绍良、何应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亦竞为招徕,黔军始盛。

袁总统欲称帝,天下翕然,显世亦影从之,得授一等子爵。总统闻戴戡与显世不睦,故召戡入京,改任龙建章为巡按使,阴欲夺黔军。显世因此衔恨。已而唐、蔡反袁,显世犹疑未决,王文华、戴戡力谏之,终决意独立,自任贵州都督。令王文华率三团攻湘,熊其勋率两团,随戴戡北进。已而洪宪覆灭,显世领督军兼省长,独霸贵州。

民六(1917年),督军集会,显世遣王文华与刘显治为代表往,二人素不相得,适段祺瑞不好士官生,竞禁文华出席。文华愤而走,投效孙文。是年孙文南下护法,以文华故,显世亦通电护法。时唐继尧自领滇、黔、川、陕、豫、鄂六省联军总司令,委显世为副。孙文乃曲己意,拜继尧为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以显世为副。显世委文华为黔军总司令,率六团人马入川,与熊克武部并辔,大破吴光新军,取重庆。翌年,逐周道刚、刘存厚,取成都。未几,继尧自称滇黔川鄂豫五省靖国军总司令,以显世为副。已而岑春煊卸任政务总裁,补选显世继任。

时黔军多归心王文华,显世甚惮之,遂擢袁祖铭为师长,以牵制文华,黔军自兹多内讧。民九(1920年),唐继尧欲以韩凤楼代文华,显世犹疑。文华时在川作战,闻此大怒,乃集众曰:“副帅今一傀儡耳,黔事皆归于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之辈,何堪复问!”遂携朱绍良、袁祖铭赴沪客游,以避时议,令卢焘、古正伦、孙剑峰、何应钦等回师贵阳,托言清君侧,杀郭重光、熊范舆,逐显世返兴义养疴。文华领贵州省长。

显世奔昆明,乞师于唐继尧,适顾品珍政变,卒不成。翌年,袁祖铭刺王文华于上海,贵州无主,窦居仁、谷正伦、胡瑛、张春圃、何应钦五旅争权,袁祖铭、张彭年于鄂组定黔军,欲假道川、湘回黔。已而,孙剑峰逐何应钦,黔中纷乱,孙文委袁祖铭为黔军总司令,显世为省长。

时唐继尧已杀顾品珍,显世正乞师,适何应钦亦在滇活动,疾视如仇,互行暗杀,皆得幸免。翌年,袁祖铭入贵阳,驱卢焘,拒不迎显世赴任。时驻桂滇军胡国秀部撤返,假道贵州,祖铭缴其械。唐继尧大怒,遣唐继虞、张汝骥伐罪,轻取贵州,驱祖铭入川。显世乃复任省长,继虞任军事善后督办,汝骥、刘显潜任会办。

滇军跋扈,显世不能止。黔军[1]之张三元、凌国先部皆遁迹山谷,投身绿林。俄而,财政厅长唐忠为滇军团长戮于道路,此显世之亲旧也。显世恸之,自此不问政事,甘为傀儡。曹锟贿选,孙文兴师伐罪,显世虚名建国军副总司令,然已全无力气。时袁祖铭已拥兵五万余,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中央亦授川黔边防督办之职。唐继尧畏其实力,与通使交好,愿交还贵州。民十四(1925年),唐继尧电曰:“黔省内政,概由黔人自理。”祖铭乃任彭汉章为贵州清乡总司令,卢焘为行政委员长。显世遂奔昆明养疴,显潜返兴义,欲东山再起,卒为彭汉章所破,刘氏遂不能复振。民十六(1929年),病逝于昆明,年五十九

家族简介:

刘显世的祖父刘燕山有四个儿子:长子官箴,字铭之,又号洪魁;次子官霖,字时之;三子官礼,字统之;四子官德,字茂之。刘显世的父亲刘官礼,行三。刘家兄弟四人,个个体格魁梧,膘悍有力,喜欢习武,性情粗暴;四人都是敢说敢干,说打就动手的火炮人物。兄弟四人且喜欢读书,初涉封建典礼。他们承继父业后,练勇办团,联合乡绅,勾结官府,镇压革命,屠杀人民,称霸一方,建立了盘江刘家小王朝。黔西南州《盘江史料辑》说:弟兄均魁梧奇伟,胆力过人,附近无不敬畏。刘燕山得诸子之力,家业日兴,渐为下五屯首户。其提倡号召,可以左右人心。刘氏兄弟,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迟缓的贵州兴义县,商业资本得不到进一步发展。于是遵循封建社会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生财之道;放弃榨油,经营土地,善夺巧取,大肆兼并,逐渐成为下五屯的大户,富甲乡里。

早年生活

青年时代的刘显世,不似其父性暴烈,有胆略,外貌柔和,性孝友浑穆,能纳人建议,从中取巧。因而有“内实阴险”、“笑面虎”的骂名。辛亥革命前(即刘显世四十二岁前),他在兴义主要从事两件事情:

一、辅佐其父办学

刘显世任劝学所总董(相当于教育局长),分赴四乡,劝导乡绅筹办初等小学。当时乡绅顽固派、老学究坚持八股科举制度,反对西学。他们明里暗里宣传甚么:“读洋书,就要信洋教;信洋教,就要灭祖宗”,“谁不是父母所生的呢?能做无父无君的人吗?”刘显世以其家庭的权威,到各乡宣传科举制度的弊病;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培养人才。经过辛苦奔走,各乡成立初等小学堂。仅在1902年到1903年间,兴义建立的初等小学堂达七十多所。贵阳成立通省公立中学,兴义前往投考的共十三人,不仅十三名都被取录,无一人落榜,而且都在前列,不掺杂一名别县考生,轰动全省各界,使兴义一时成为各方之重。辛亥革命前后,兴义以公私费留学的达三十多人。乡绅耆老对刘家崇拜得五体投地,对刘显世尽力吹捧,大力宣染称颂:“精明强干”、“浑厚友爱”、“其嘉惠地方后进者周且至”、“卓有远略”。

二、辅佐其父办团练

刘氏为其血腥镇压革命,巧取豪夺,涂脂抹粉。在下五屯和跋浪亭后院各修了忠烈祠一座,在下五屯的祠堂上题了一付对联:“结团体成军,乱从此定;为同胞流血,死而犹荣。”刘显世遵循如此庭训,虽十五入邑庠食廪,却热衷于团练,夺功名。广西游勇窜贵州,刘显世放弃举业,代其父招募旧部进行编练,置身军旅,开始其军阀生涯。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刘显世二十七岁,代理其父官札办理团练。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游勇兹扰罗斛、贞丰等县,刘显世奉命率团应援官军。在安龙、册亨边境遭游勇埋伏,官军大败,安龙失守。刘显世败逃兴义,所率团兵死伤百多人。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游勇进攻兴义。乡团闻讯,一面向上申报,一面调驻守泥凼的靖边团营中哨到箐口驻防,刘甲耶负责。八月三十日夜,被游勇袭击,四百多官兵全部被坑。后来把死者埋葬在离城约二公里的水井大队背后,群众称这些坟堆叶“白骨塔”,至今还是这么称呼。

九月初五(公历1902年10月6日),黔抚邓华熙接到告急文书,命贵州兵备道张敬甫率兵增援,在兴义城边的七星庙(今三小)一战,张敬甫兵败逃住顶效,兴义城失守八日。游勇转攻下五屯,刘显世兄弟以堡据守,苦战四日未克。十二日游勇撤回县城,是年十月十四日撤离兴义县。人民陆续回城。

游勇本是自行撤走,张敬甫谎报“收复”、“击溃”,得到邓华熙的嘉奖。刘官礼因抵抗有“功”,批准增拨兵一营,叫靖边正营,连同原来的靖边团营,由刘统之任统领,刘显世任团营管带,刘显潜为正营管带,薪饷服装一律由国、省库开支。后来刘官礼因中风,脚不能行,就令刘显世代理其事。刘显世从此掌握兵权。

丑态百出

刘显世家族在与游勇战斗中丑态百出:刘甲耶身为哨所哨官(相当于连长),驻防箐口,却躲在家里;游勇兵至,不予严备,致全哨官兵四百多入,除一人带伤逃回报信得免外,其余全部丧命,而刘甲耶安然无恙;刘显世听说游勇兵渡盘江,骑马到箐口探听消息,才行至横山,听报信的说箐口失守情况,吓得从马上滚下来,四肢瘫软,不敢再走大路,怕碰上游勇兵,被人扶着从小路回家;游勇袭击兴义前半个月,刘家每天用三、四十匹驮马进城驮东西到下五屯,城里团防局的枪弹、台炮全部运到刘家;刘家在与游勇战斗中,打了败仗,刘既升官、又发财,成为笑话流传在兴义民间。

编辑本段辛亥革命期间表现

辛亥革命前

贵州人民反清情绪高涨,张百麟、周素园、黄济舟等组织“自治学社”,推钟昌祚为社长,创立《西南日报》,宣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等,介绍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级军官的同情和支持。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组织“宪政预备会”,办《黔报》、《贵州公报》,主张变法,鼓吹君主立宪,拥护帝制,抵制革命,得到官绅的支持和拥护。初期,双方在报上论战。后来宪政党多次向清政府告密,妄图杀害自治党人,未能得逞。

武昌起义成功,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湖南、陕西等省宣布独立,贵州的起义条件已经成熟。自治党人发展到数万人,声势浩大,贵阳成立了总社,各县成立了分会。在贵阳,自治党人取得了陆军小学堂的学生和干部的支持,得到贵州新军下级干部和多数士兵的拥护;贵州咨议局中,自治党成员占三分之二;贵州教育会中,多数赞成革命;巡抚卫队及巡警道贺国昌、高等审判厅厅丞朱成侯等同情革命。

贵州起义

张百麟、黄泽霖、陈兰生等分别写信到各县,调集哥老会分子来省,起义之日,有七、八百人抵贵阳。纵使新军不发难于先,而革命亦在所必行。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宪政党人为抢夺革命果实,纷纷投到革命之中。

贵州巡抚沈瑜庆听到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后,采取了应急措施:调两个队的新军去防守长寨;调两个队去驻守仁怀,分散了新军的力量;对剩下留守贵阳的新军,间日阅视,严格控制。同时,急电檄调刘显世率兵到贵阳保卫。一面提拔胡景棠、和继圣为城防营的统带,克日募练成军,准备屠杀革命人民。

一九一一年秋,刘显世在兴义连得两次急电。第一次是云贵总督李经羲发来的,令其招募兵丁三千,防滇、黔革命举事。滇军起义,一战成功,刘显世招兵之举告吹。同年九月初 (应是十月下旬) 接沈瑜庆电,刘显世带领徒手团防营兵五百人急驰贵阳。兵分四队:前队官王文华、后队官鄢鼎三、左队官王慎一、右队官袁祖铭。九月十四日(十一月十四日),行至平坝、清镇间的芦获哨时,闻贵阳起义成功,不敢前进,退至安顺驻扎。刘显世准备带队回兴义,前队官王文华出面劝阻,请求将兵留在安顺,伺机应变。王文华说:革命风潮弥漫,贵州光复,乃顺时应人之举,义当赞助,共建殊勋,若回兴义,显示反抗,必遭失败,张百麟与我相识,愿代表本队官兵,前往接洽,表明归附,当兹光复伊始,需才孔急,必获录用,机不可失,望速决定,免贻后悔。

王文华,字电轮,号果严,兴义县下五屯区景家屯人,幼丧父,得母舅刘显世资助,一九0六年,进入贵州通省公立中学,未卒业即转入优级师范选科文科班。在校期间,与自治党人有较多接触,并参加了贵州陆军小学席正铭、阎祟阶等人发起的反清秘密组织,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倾向革命。他劝阻刘显世回兴义,对刘后来的发迹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刘的重视。

刘显世按王文华的建议:一面派王进省亲见自治党人张百麟,表示态度;一面去函枢密院,试探省方态度,大意是:“本人此次造省,虽系奉沈抚台之命,然对于诸公主张革命,早已心向往之,不谓来迟一步,诸公已先我着鞭,兹欲观光上国,就便晤教,不卜诸公以为如何?行止惟公等命”。寥寥数语,把凶残的饿虎,扮成绵羊,刘显世的两面派面目暴露无余。

张百麟接到刘显世的信后,在枢密院两次讨论:平刚、黄泽霖等自治党人认为刘显世在兴义向来专横跋扈,不易训服,不如因而除之;蔡岳认为刘显世有才,可以利用,令其入省,敢保无他。张百麟以在光复之日,曾宣布兵不血刃而达到目的,认为此时不应嗜杀以贻人口实;并谓刘既输诚革命来归,应予容纳,以示宽宏。经过争论,刘显世被允许入城。

刘显世入贵阳,驻扎在东门外东山、螺丝山、九华宫一带,张百麟见四队(相当于连)兵精壮可用,即令发枪。领得枪械后,虎卧东山,为军政府左翼护卫。

刘显世既入省,不能没有位置。军政府就推他为枢密院军事股股长、黔军第四标标统兼西路巡防统领。原率领的团防营改为第四标一营。营长王文华,下置四个连,连长袁祖铭、王慎一、彭佐卿、刘暾吾(当时编制,一标三营,刘未得扩充,所以第四标只一个营)。贵州的辛亥革命没有经过流血斗争,由于自治党的仁慈,容纳了宪政党人,形成自治、宪政两党共图贵州政权的建立。革命成功以后,两党的斗争再次公开化,政界、军界、大绅和头面人物,不在自治党、便在宪政党。自治党掌握政权后,主要精力集中在维持社会治安、处理日常事务、援鄂、援川等;宪政党则集中全力抓权,收买人心,新建“斌汉公”与自治党的哥老会抗衡,并通过官绅、耆老办团练军,扩充实力,准备篡权。

刘显世住进贵阳,看不起自治党的领导,认为他们无才、激进、干不了大事。更看不惯哥老会成员一头扎包巾,两绺头发分挂两耳,身披鹤衫,腰佩刀剑,称兄道弟。他初到贵阳,人地生疏,便去拜访前清官吏、绅士、耆老,投靠他们,曲意接纳宪政党人。

刘显世虽然结识了宪政党,却有自己的打算。他看到辛亥革命后,人心浮动,公口林立,城中一夕数惊,岌岌不可终日,便组织拉拢一批人,扩大自己的势力;利用自治党人的仁慈,收买军人,招揽一批兴义的留日学生,培植自己的力量。刘显治、熊范舆、唐尔昆等,在云南起义前曾密保刘显世招兵三千镇压革命。云南革命成功后,他们的罪恶昭然。革命军抄了唐尔昆的家,拘留了刘显治、熊范舆等人,请求军政府把这些人正法。刘显世闻讯后,自己不出面,却向张百麟请求发电报给云南,调刘显治、熊范舆回黔。张百麟不知刘的用意,以为调黔人回黔办黔事自可照办。熊范舆得救回贵州,深感刘救命之恩,誓死效忠刘家,以后成为刘显世主持贵州政权的台柱之一。

刘显世在贵阳站稳脚跟后,便伸手向军政府要权,暴露了庐山真面目。他乘军政府派黔军援鄂、援川之机,恬不知耻地请求接办巡防总统,控制贵州军权。由于自治党下级军官的强烈反对,没有如愿。他又请求署安义提督,独霸盘江八属,建立称霸基地,以后再图霸业,也没有成功。再请求署安顺提督,又遭反对......。多次呈请,均未达到目的,刘显世更痛恨自治党。

明的不行,采取暗的,走下面不行就走上面。临时国会召开各省代表会,刘显世闻讯,急电请云南都督蔡锷代选刘显治、熊范舆为代表出席,妄想捞取临时政府的承认后,利用临时国会的招牌进而篡夺贵州大权。他利用云南把贵州当成附属省这一弱点,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蔡锷没有识破刘显世的阴谋,代贵州发电给临时国会,并叫当时住在云南的刘显治、熊范舆从昆明出发,参加会议。不料贵州自选代表平刚、文崇高出席,刘、熊到后没有得参加会议,刘的阴谋破产。

“二?二”事件

刘显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更加凶恶,变本加厉,篡权手段“文”的不行,积极准备“武”的。时值云南军政府慨助贵州军政府军饷三万元,枪一千支,子弹五十万发。刘先将一百支好枪运到兴义,武装其乡党子弟;刘显治、熊范舆各在这笔款项中取走五千元。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由刘显世、任可澄、郭重光等宪政党、耆老会人刨制了“二·二”事件,开始对自治党人进行屠杀。“二.二”事件前,由于宪政党人、耆老会人的挑拨离间,自治党内部产生分裂,造成宪政党篡权的良机。二月二日,宪政党、耆老会兵分三路,刺杀自治党主要负责人。

第一路由谭德骥派数十人攻张百麟住宅,张逃走,杀死彭尔坤。以后张百麟带陈兰生营到贞丰,又被西路巡防军刘显潜部预为堵截、击败,张走广西,赴南京晋见孙中山先生。张在贞丰时住彭家,除彭显丞随张同走幸免外,彭考丞父子、家人全被刘显潜杀害。

第二路由唐灿章率领,伪称押匪犯到总统部,乘机把巡防总统黄泽霖刺杀、分尸。为酬谢唐灿章等,给银三千三百两,后又委唐为紫云参将。

第三路兵去刺杀张泽钧,张逃走,寓居的客人田有光被杀。

“二·二”事变发生时,由于自治党人意见分歧,按兵不动,仅北路统领李立鉴带兵驰援,又被胡景棠营所阻。

事变发生后,贵阳秩序一度混乱,不少的自治党人退出军政府,有的流落外省。虽然如此,自治党仍然掌握贵州大权。宪政党、耆老会的势力与自治党相比,无论政治、军事力量都不足。经过秘密策划,刘显世、郭重光等派周沆、戴戡等到云南,效秦庭之哭,乞师平“黔乱”。蔡锷偏听偏信,不顾自治党人的反对,藉口假道援鄂,派唐继尧率滇军入贵州,对自治党人、新军、哥老会分子和贵州人民进行镇压。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唐继尧到贵阳,扯出在贵阳休息三天、继续北行的幌子。于三月二日,乘黔军不备,攻占各机关。刘显世带兵占领都督府,军政府代理都督赵德全只身逃走。唐继尧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可惜自治党人内部分裂,意见不一,没有进行有组织的保卫政权的战斗;仅北路巡防统领孪立鉴率部据黔灵山抵抗,因力孤势弱,战斗了一天,三月二日夜李败逃。三月三日,唐继尧自称贵州临时都督,革命果实落入其手。这便是贵州人民称之为“亡黔”时期。

唐继尧掌握贵州军政权后,对贵州军民大肆血洗。首先消灭贵州武装,巩固政权。贵州新军第一标的二、三营驻南厂,被滇军包围。新军部分人突围,没有成功,被歼灭。有七、八百新军未抵抗,也被押往螺丝山下,用机枪全部残杀。全省的乡兵一律被解散,其他新军先后被歼。同时,宣布解散自治学社,取消公口,按册捕捉自治党人而杀之。自治党代理都督赵德全、社长钟昌祚、《西南日报》主笔许阁书、分社李永泰均被杀害。滇军所到之处,流淌着贵州军民的鲜血。

刘显世在这场大屠杀中伙同戴戡、周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配合唐继尧主演了这场血剧。刘显世由于卖力,得到重用,被晋升为陆军少将,贵州军务处处长、军务司司长兼国民军总司令。他的第四标王文华营,唐继尧优予补充,如滇军制改为大队,王文华任大队长,袁祖铭为副大队长。全省新旧巡防营、绿营,一律改为国民军,归刘显世指挥。刘氏垂涎已久的贵州军权,如愿以偿。刘穿着将军服,神气十足地走在贵阳街头,黔人见之,人人侧目。周素园著《贵州陆军史述要》中:"刘氏自洪箴(刘官箴、字铭之,又名洪魁、刘显世伯父)以来,觊觎贵州兵柄,处心积虑,谋之迨四十年,至是始如愿以偿。刘显世起家巡防,濡染既深,已不能接受新军事知识。其从兄显潜等,顽固益出显世下。然欲造成一姓世袭,如播州扬氏,水西安氏之所为。凡黔籍军事人才,或遁迹田园,或甫自外归,皆诬以与军政府有关系,捕而杀之。"

编辑本段就任贵州护军使

1913年,刘显世、戴戡、任可澄、张协陆等宪政党和耆老等并不满足于已得之利,密谋夺贵州大权。唐继尧掌权后,任意扩充武力,军费开支近百万元;贵州财政入不敷出,因而激化了宪政党人和他的矛盾;刘显世、戴戡等联名密电蔡锷,请调唐继尧回滇。

1913年9月,袁世凯根据蔡锷电,调唐继尧回滇任云南督军。唐回云南前夕,宪政党人召开紧急会议,保荐继承人。刘显世、戴戡在滇军入黔时与唐继尧水乳相融;显世弟显治和戴久在云南,与滇人关系较深,拥他二人继唐,既还政于黔人,又都是唐的部下,不会被拒绝。这样戴戡就被任命为贵州巡按使,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

滇军未行,宪政党、耆老会内部为争权产生分歧:郭重光、周沆、唐尔镛不服刘显世、戴戡分掌军政大权,要求留下部分滇军与之抗衡;刘显世、戴戡、张彭年等则密商,一面急电袁世凯,一面设宴为滇军上中下部队长饯行。唐继尧本想兼两省都督,也愿留下一部分军队在黔。怎奈袁世凯的电报公诸于世,不得已,怏怏率部起程。郭重光、周沆、唐尔镛献计不成,不便留贵阳,随滇军而走。

滇军走后,戴戡和刘显世发生冲突。戴不满足于巡按使的职权,还想进一步掌握军权─兼任护军使。他认为刘显世是“乡巴佬”,软弱可欺,假惺惺地对刘说:“贵州地方很穷,养不了多少军队,我想护军使不必设了,你可以当全省警备总司令,全部军力只要能够维持地方就行了。”刘岂是善良之辈,他同样想独揽贵州军政大权。与戴不同的是,他不像戴明目张胆地干。在当时,军政分开,刘对此并不深为理解,戴和他谈话时,他没有表态,回来召集部下商议,征求意见。大家对刘说:护军使直属中央,警备司令却属于巡按使;将来要向中央或外省说话,警备司令须取得巡按使的同意,并由他承转,大大不便,请刘不要接受戴的意见。副官长某说:“舍护军使而就警备司令,无异媳妇要受双重婆婆的管辖。”刘显世明确护军使和警备司令的职权后,采取果断措施,不通过戴戡就宣布就护军使职。戴戡闻之,大发脾气,骂刘违反他的意见,公开宣称说,迟早要把贵州军政大权抓到手里。

戴戡和刘显世的矛盾产生后,戴积极进行抓军权、分化瓦解刘部下的活动。当时,刘在省的子弟兵大权在王文华、袁祖铭手里,袁与刘的关系不太深,容易动摇,且是一介武夫,无甚作用;王是刘的外甥,又是刘的侄女婿,脑筋空,处事圆滑,若把王说动,夺刘的军权障碍就不大了。于是,戴从王下手。他抓住王好大喜功的特点,经常与之亲近,每周数次和王打牌吃酒,极口称颂王的才能,称王为“公”,奉承王说:“公之未来不可限量!”怂恿王不要寄人篱下,大丈夫要敢作敢为,不要妄自菲薄。戴的说项产生了相当影响,王的头脑开始发热,对刘的尊重不如从前,背后说刘一些小话,称刘叫“老者”。

刘显世智虑短浅,处事迟怠,平时怠于职务,喜欢看小说、为人写点字、打麻将、打纸牌。然而野心大,想“问鼎中原”,善于用人和抓兵权。掌握贵州军权后,在政治上依靠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等宪政党人、耆老和清朝残余官僚,建立了所谓“元老派”;在各机关大量安置乡党子弟,亲信随从,架空了戴戡的巡按使;在军事上,他按照办团练的办法,大量提拔亲信和兴义带去的“老一团”的官兵,收买军人,大肆招揽保定生,罗致贵州的日本留学生,建立了"兴义系"军阀组织;他再建陆军,编练六个团,第一团(即"老一团")团长王文华,第二团团长彭文治,第三团团长吴传声,第四团团长张云汉,第五团团长熊其勋,第六团团长和继圣。人才不足,则请唐继尧拣拨云南讲武学校毕业生来黔补充。以后,刘又接受王文华的建议,把一批日本留学回国的士官生如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充实贵州讲武学枝,举办模范营,训练军官,培植黔军新生力量。

编辑本段明争暗斗

戴戡和刘显世争权夺利的明争暗斗中,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军阀割据时期,戴的小打小闹、小动作,同刘相比,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最后被刘逼出贵州。

戴戡与刘显世不合,正符合袁世凯的心意。袁早想把贵州抓在手里,只是腾不出手来。当袁解决好川、湘人事后,便图谋贵州。他先委亲信龙建章为黔中道尹,密令相机行事。袁见黔军实力雄厚,不敢造次。召戴戡进京,稳住刘显世,改委龙建章代理贵州巡按使,美其名曰“调解戴、刘矛盾”。龙建章任巡按使后,借职权大肆扩张兵力,封官许愿,委陈官韶为政务厅长,派李焕廷到粤请接济枪弹,拟俟力量充足,再设法除去刘显世,完成袁世凯所赋予的使命。龙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因护国运动兴起而告破产。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袁世凯称帝,花了四十二万元做了一身龙袍,用钻石明珠作了一顶平天冠,花二十来万元招选宫女一百二十人,要十四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袁世凯的荒淫无耻,遭到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当时全国各地掀起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约》、抵制日货运动;袁世凯称帝,更激怒了全国人民,加速了袁的覆灭。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号召“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举起了讨袁护国大旗,通电全国。

讨袁护国前,刘显世对袁世凯是不满的。龙建章任巡按使在贵州的所作所为刘是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在袁的权势下,刘敢怒不敢言。另外,刘将黔军将校报陆军部审批,和继圣、张云汉是巡防旧将;彭文治、吴传声、熊其勋是随唐继尧来黔的军人,过去有军职;而王文华系一个师范毕业生,陆军部认为不合格,不同意,所以黔军将校官衔一个也没有批下来。当时,看军官不是看才能,而是看牌子,看毕业的学校,尽管刘显世为王文华力争,一再说明王的才德,仍不批复,往返多次,刘伤透脑筋。这时,帝制运动兴起,熊范舆向刘显世献策:“投其所好,迎合袁世凯。”龙建章说:“袁总统既有称帝的愿望,我们就拿个皇帝给他做罢。”在这些人的策划下,盗用贵州人民的名义,向袁世凯上书,发表“国民推戴书”,宣称民主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请袁世凯晋位中华帝国大皇帝。争姘献媚,得到责世凯的赞赏。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即讨袁护国的前四天,袁世凯封刘显世为一等子爵。将校的任命也批下来了,王文华、彭文治、吴传声、熊其勋、张云汉、和继圣、胡锦棠、唐尔昆为陆军步兵上校,其余的也授了官衔。任命下来后,黔军内部分为两派,有的拥袁,有的反袁,有的受命,有的不受命。刘显世、龙建章写了奏折,卑躬屈膝地向袁世凯争宠。事隔四天,云南举义,组织讨袁护国军,要求贵州响应。刘显世在这样情况下,首鼠两端,犹豫不决。刘出于自保,认为袁世凯势力强大,控制全国各省,不会垮台;贵州与云南近在咫尺,又怕滇攻击,如不响应义举,新建黔军不是滇军对手,必然被滇军消灭。他既贪恋袁所封赐的子孙万世爵位,无意反袁;又感到过去屡得蔡的庇护,不能恩将仇报。故一面电告袁世凯,服从中央,准备出兵云南,牵制蔡锷,只是粮械两缺,一时不能行动,请求接济;一面告诉蔡锷说,贵州贫穷,军队素质差,正在整顿所部,相机援应大军。刘的两面派嘴脸,蒙骗了袁世凯。袁由中国银行汇现款大洋二十万元,这笔款和刘在贵州财政厅提取的十万,共三十万大洋,由蔡岳拿到上海,以备今后刘家发生不测之用(由财政厅先提十万元, 系准备反袁失败作贵州要员逃亡费)。

编辑本段讨袁护国

贵州一部分乡绅、宪政党人、耆老是拥护帝制的,他们假省农、工、绅、商各界名义,一面电请袁世凯对滇用兵路线不要通过贵州,一面推出严仲林、郎云程、寇子春为代表,兼程赴滇劝滇军入黔。刘显世的从兄刘显潜那时任黔西道尹通款北廷,请兵讨贼。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听到讨袁风声逃离贵州后,袁任命刘显潜为贵州巡按使,封一等男爵,开府兴义。他在水城海龙屯(与云南宣威邻界)大举筑路,大肆募兵,增兵四路,意在阻止滇军,反对护国运动。刘显世的亲弟显治系他的驻京代表,日本留学时参加改良派,积极主张拥袁,当看到讨袁电文,吓得全身发抖,手拿电文如筛糠一样,说不出话来。

贵州军政各界有不少主张讨袁护国的志土,在袁世凯筹备当皇帝时,贵阳私立达德学校接到筹安会送来的启事,复电反对袁世凯当皇帝,列名的有校长聂正邦,教员黄齐生、凌云等二十四人,实为贵州讨袁的先声。贵州宪政党人戴戡、任可澄、张彭年、张协陆等积极赞助讨袁。特别是军队内在王文华的运动下,讨袁护国情绪高涨。王利用模范营的方便,将黔军的军官召集到省,讲清时局,说明讨袁护国意义,大家情绪高昂。团长吴传声对士兵说:"现在是我们报国的大好机会,我与大家一起,宁死疆场,决不苟且偷生,让国贼逍遥自在。"说时态度诚恳,人人感动,准备杀贼立功。

王文华见舅父刘显世犹豫,针对刘的性格特征,采取软硬兼施,逼刘讨袁。王对刘发誓,大意是:“你可急电袁世凯,派王文华率兵抵御滇军,待我率部向东路出发后,你又电袁说,王文华率兵叛变。将来事成,归功于你,事败,灭我王家一族。”王健安有这样一段回忆:

电轮(王文华)云:“目前袁贼妄想称帝,推翻共和,这是国贼,决难容忍。云南业已出兵讨袁,贵州亦不例外,如有反对出兵讨贼的,便是国贼走狗,(取出手枪掷在桌上)就是我们的敌人,就以此(指手枪)对付”。

蔡锷密函刘显世,慷慨其词,陈述大义及利弊关系,王伯群等也力陈起义的好处。刘见贵州军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言必称讨贼,他深切地感到众怒难犯,在内外压力下,于是主张讨袁护国。讨袁护国前,刘一面派戴戡去云南向蔡锷汇报,一面布置出兵;为防止袁世凯军队乘贵州出兵后由广西侵入,命张彭年到兴义说服刘显潜,命其招募一团兵力防守黔桂边界。

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在省议会旧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袁世凯的叛国罪行,群情愤激,一致要求宣布独立,出兵北伐,生擒袁氏逆贼,明正典型。

一月二十七日,贵州宣布独立,刘显世为贵州都督,通电全国,出兵响应云南护国运动。同时张贴了刘显世、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联名发出的檄文,从而奠定了西南的护国大业。檄文的大意是:“本都督不忍四方豪俊无数头颅心血铸造之邦,沦于奸人之手……袁氏纵二、三鹰犬,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中外同羞,天人共愤……,顺逆既分,胜负可决……,联合各省义师,共诛独夫,巩固民国”。

贵州宣布独立,贵阳沸腾,全城铺户和居民用红纸大书“巩固共和”四个大字贴在门上,遍悬五色国旗,人民欢声雷动,显示出群众的真正意向。熊范舆、刘显治等反对派,因慑于群众的压力,不敢再公开坦露拥袁的言行,却暗地作了讨袁失败的个人打算。

讨袁护国时,贵州的兵力有六个团和一个警卫营。经刘显世、王文华、熊其勋等商议:认为省内安静,一个警卫营的兵力负责全省治安尽管有些单薄,但还可以对付;便把六个团的兵,全部用于讨袁护国运动,听从蔡锷、李烈钧的安排。

贵州独立后,云南、贵州合组护国军三个军:第一军军长蔡锷,第二军军长李烈钧,第三军军长唐继尧;蔡、李各率所属部队讨袁,唐留守云南。护国军分左右两翼出发:蔡部入川,兼图两湖;李部入桂,图粤、赣、闽。黔军分两路参加:北路司令戴戡,率黔军五、六团由遵义、松坎向川东、重庆方向进军;东路司令王文华,率黔军一、二、三团由贵州、镇远入湘。

袁世凯派北洋军行营总司令曹琨指挥北洋军和四川、湖南两省军队与护国第一军作战;派粤军龙觐光部侵滇,与护国第二军作战。

护国军出师有名,士气旺盛,捷报频传。二月三日,入湘黔军与北洋军马继增师、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部作战,连克晃县、小关、大关、吴公关、洪江等;二月十日,入川黔军与北洋军第三师吴佩孚部激战于松坎,吴败逃,黔军乘胜追击,兵逼重庆;二月十六日,入湘黔军乘胜攻克麻阳、黔阳、会同、浦市等地;入湘黔军相继攻克江安、南川、綦江等地。黔军神速勇猛,使川、湘军和北洋军不敢正视。然滇黔军共三万人左右,袁军十多万,战幕拉开,滇黔军开始节节获胜,以后袁军反扑,战斗出现对峙不下的局面。

李烈钧部与龙觐光在桂滇边界激战,桂军兵变,护国军挺进百色,广西宣布独立。

全国讨袁风暴不断扩大,广东、陕西、浙江、四川、湖南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无法维持其统治,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在绝望中死去,讨袁护国宣告胜利。胜利后,黔军整训成为正式陆军;刘显世旋任贵州督军兼省长、陆军中将衔。入湘黔军七月回黔,入川黔军和司令戴戡留川。这时,刘显世在贵州的统治更加巩固了,得意忘形地常对人说:“人们说独当一省的官不好做,我看只不过是象我当年办团的事扩大而已”!

护国之役后,刘显世集团明显地分成两大派:熊范舆、何鳞书、郭重光为首的、刘显世依靠的政治支柱为一派,叫“元老派”;以王文华、王伯群等为首的、刘显世依靠的军事力量为一派,叫“少壮派”。两派从辛亥后滇军入黔时起,就意见不合:少壮派对屠杀自治党人不满,对元老派把持政权有意见,但对王的舅爷无可奈何,认为刘对"元老派"凡事优容和迁就,今后必自食其果;元老派认为少壮派无识无知,夜郎自大,处事专横,久有除掉他们的心意,也碍着刘显世,没有撕破脸。扩国之役,双方矛盾激化。元老派护袁,少壮派讨袁,刘显世采取两面利用的方法缓和了矛盾。护国胜利后,元老派抓住少壮派得胜后的自豪,大作文章,说少壮派翘尾巴,要篡权等,请刘不要姑息养奸,唆使刘夺王的兵权。刘显世觉得王文华的权力太大,以元老派的请求为名,在扩编东路军成师时,命令刘显潜为师长,想削弱王的兵权;少壮派则鼓动入湘的黔军将校反对,电告刘显世,大意是功高的不赏,通敌的提升,真是侮辱黔军,表示不服从命令。刘无法,只好命王文华为黔军第一师师长。经此反复,少壮派更恨元老派。刘显世在黔军军官中的威信也下跌,外侄母舅之争同时公开化。王文华常对人说:“刘、王两家本有世仇,统老(刘官礼)以女侍王家,目的是为调和两姓的矛盾。"当时,封建礼教浓厚,王不这样造舆论而反对亲舅,是为不孝、不得人心的。刘家以刘显治表现最突出,他一提到王便破口大骂。若不是护法运动兴起,两派矛盾得以延缓,否则王的"清君侧"计划一定会提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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