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四贤的个人简介
吕氏四贤其先祖是汲郡（河南卫辉）人，迁居京兆蓝田（今西安市蓝田县）。祖吕通，太常博士。父吕简，比部郎中。吕大临、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并称“吕氏四贤”。其中吕大临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吕大临
中国宋代金石学家。字与叔。京兆蓝田（今西安市蓝田县）人。曾学于程颐，与游酢、杨时、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先生。元v中，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后范祖禹荐其充任讲官，未及用而卒。吕通六经，尤精于礼，与兄大防等同居时即切磋古礼，自谓所施冠昏丧祭诸礼一本于古，当时有“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之称。范祖禹“荐其修身好学，行如古人，可充讲官，未及用而卒”[1]。著有《考古图》10卷，《易章句》、《大学说》、《中庸说》各1卷，《礼记传》16卷，《论语解》10卷，《孟子讲义》14卷，《玉溪先生集》28卷。又与其兄大防合著《家祭仪》1卷。
吕大临虽然拜张载为师，但对二程也十分推崇。宋神宗治平三年（1066年），张载应长安京兆尹（西北的最高行政长官）王乐道之邀到长安讲学。在讲学期间，著名理学家“洛学派”程颖、程颐兄弟来也关中讲学，吕大临听后觉得他们的学说很有见地，大为叹服。张载去逝之后，他便奔洛阳拜程颐为师。在此期间，他记录汇集二程语录，著成《东见录》，对后世学者研究“洛学”提供了很多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张载逝世后，吕大临虽转师二程，并成为程门高足，却不放弃关学的基本思想宗旨，不背其师，成为关学最有力的捍卫者。对此，二程就一再申明：“吕与叔守横渠学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二程还说：“关中学者，以今日观之，师死而遂背之，却未见其人，只是更不复讲。”正因为关中学者不背叛其师之教、之说，所以，张载死后，关学虽不“复讲”，但仍然流传，拥有众多私淑弟子。从宋至元、明、清，都有许多关学的信仰者、传播者，在捍卫、传播、弘扬、践行关学，使关学不断发展，关学精神不断发扬。
无论是师从张载，还是后来改随二程，吕大临均享有极高的声誉。作为张载门下的高足弟子，因其学识文采出众，张载之弟张戬将女儿嫁给吕大临，其妻对人说“吾得颜回为婿矣”，足见其对吕大临的器重。改随二程后，在当时众多的二程门徒中，吕大临因其渊博的学识与谢良佐、游酢、杨时三人一起被时人称为“程门四先生”。二程赞其为学“深潜缜密”、“涵养深醇，妙达义理”。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吕大临的学术成就高于当时与他并称的诸家，“于程子门人中最取吕大临”，并把他与程颐相比而论。朱熹非常看重吕大临，认为自己假如“只如吕年”，即指活倒吕大临那样的岁数，也不见得能达到尔后那样高的学术成就。由于吕大临的德行、学问、才能均为上乘，所以他逝世后，许多人都哀悼其不幸早逝。苏轼晚年游蓝田时，有《挽吕与叔学士》诗曰：“言中谋猷行中经，关西人物数清英。欲过叔度留终日，未识鲁山空此生。议论凋零三并友，功名分付二难兄。老来尚有忧思叹，此泪今从何处倾。”吕大临的早逝，其师程颐更是十分悲痛，直到大临逝世后三年，程颐“因阅故编”《雍行录》，回忆往昔“关西学者相从”的情景，乃“思与叔之不幸早死，为之泣下”，这既反映了程颐的真情，也说明了吕大临在当时学界的声名和地位。像吕大临这样，先后师从理学两个重要学派的创始人、被两个学派均视为代表性人物、同时还得到当时及后世著名理学家一致高度评价的学者，在宋明理学史上还是极其少见的。因此，称其为理学家是丝毫不为过的。
吕大忠
程颐称：“吕进伯可爱，老而好学，理会直是到底”。皇佑进士，初为陕西华阴县尉，后任山西晋城县令。升秘书丞，兼任定国军的军事判官。迁河北转运判官、陕西转运副使，官至宝文阁直学士，元v二年（1087年），任陕西运转副使期间，将《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及碑石移至西安碑林。晚年与章敦等不合，徙知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又降待制，后致仕，不久卒。着有辋川集五卷，及奏议十卷。
吕大防
仁宗皇v元年（1049年）举进士第，调冯翎主簿。历监察御史里行。英宗时，首言纪纲赏罚未厌四方之望，议濮王称考，是顾私恩，违公议，章累十数上。元丰初，知永兴军。神宗议彗星求言，大防陈三说九宜，累数千言。时用兵西夏，调度百出，有不方便者，辙上闻，务在宽民。元v初，（公元一八六年）封汲郡公，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与范纯仁同心辅政。进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声誉；八年始终如一。后为章纯等所构，贬死。追谥正愍。大防著有文录二十卷，文录掇遗一卷，《文献通考》并传于世。
吕大均
吕大钧（1029-1080），字和叔，吕大忠二弟，陕西蓝田县人，吕大钧出身在一个宦官和书香门之家，他从小就胆识过人，文才兼备。北宋嘉佑二年（1059年）中进士，被授予秦州（今甘肃天水）司里参军，后任延州（今陕西延安）监折博务、三原知县、后供（今福建福州）知县等职。当被荐知泾阳时，父吕赍病逝，他赶回奔丧。三年丧期满后，吕大钧自以为学识尚浅，于是他边辞官回到蓝田，开始传授张载学说，以“教化人才，变化风俗”为己任。经过吕大钧多年努力，“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后来许多大臣都推举吕大钧为王宫教宫，吕大钧不负重望，特写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论》献上，文中描绘了建立“外无异人，旁无四邻，无寇贼可御，无闾里可亲”的共和大家庭的构思。被即任以凤翔寻监船务官和制改宣议郎等职。元丰年间（1078-1080），时值宋朝用兵西夏，吕大钧是富廷（今陕西富县至延安一带）转运司副使。一次，种谔率兵己出塞外，可军需还没有接上，转运使李稷恐受军法，打算回安定（今陕北王家堡一带）取粮草，就派吕大钧向种谔请示，种谔得知后，怒道：“吾受命将兵，安知粮道，万一不继，召稷来，与一剑耳。”吕大钧替李稷求情，种谔听了吕大钧的解释，表示解释，表示理解，但嘴上却说：“君欲以此报稷，先稷受祸矣！”吕大钧不禁不怒，反讥笑说：“你以为这些话就能吓倒我吗？我奉命前来向你请示，你把我杀了，我毫无怨言，惟恐你会因此而受过。”种谔见吕大钧刚直不阿，只好同意吕大钧的意见，这才允许李稷免受处置。时间不长，吕大钧在任上病逝，时年五十二岁。
吕大钧一生为朴实厚道。他和张载为同科进士，得知张载学识渊博，便第一个拜张载为师，随之带动关中学者趋向张载求学，一时横渠闻名于世，形成“关学之盛，不下洛学，就是远落在后，很少有人能将张载所授的融会贯通，唯有吕大钧不畏人言，躬行儒家”仁爱“礼教，以先生法度为准绳，并能将所学知识用到日常生活中。其父吕赍的丧事，吕大钧等活动中。坚决抛弃陈规陋习。吕大钧还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编写了《吕氏乡约》、《乡义》等。《乡约》主要提出“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大章。经过推行，对改化关中风俗起到了实际功效，扭转了汉魏以来佛学盛行，造成儒家礼教衰败的混乱局面，起了决定性积极作用。张载高兴地说：“秦俗之好化，和叔有力”。程颐也称：“任道担当，其风力甚劲。”朱熹称《吕氏乡约》“今为令申”。
吕大钧死后，范育给他写了墓志铭，称吕大钧“是诚德君子”，说吕大钧一生性格醇厚正直，刚强勇敢，言行一致。能以孔子求学必有远大理想来激励自己，以孟子积德行善为榜样，以颜子克求仁义来自勉，力图由诚学的精神达到明白事理，且为此目标奋斗不止。他不因别人都停止不前而陷入困惑之中，也不因为少数人的看法而顺从。他不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动摇自己的观点，而为能够“继承孔孟之绝学，阐物儒家礼治”这个宗旨而奋斗不息，力求使自己成为鸿儒。连吕大钧之妻种氏也效仿他为其父办理丧事的作法，不用乡风野俗，而是严格依照儒家礼制将其安葬。其子吕义山也深得父传，后来也成了大学者。
吕大钧主要著作有《四书注》、《诚德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