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经富

刘经富的个人简介

刘经富，男，1956年生，江西省修水县义宁镇人，大学教授，1988年毕业于江西大学中文系。

人物经历

1970年底初中毕业

1971年初在天津市的一家船厂做学徒，并开始自学

1982年底参加“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的学习，是首届学员

1985年毕业，获“优秀学员”称号

1985年下半年，刘经富参加江西省高教自考中文专业考试，1988年毕业，又一次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

1988年毕业于江西大学中文系

1971年初参加工作，工作单位是位于江西瑞昌县长江南岸山沟里的三线工厂，被送至天津市培训，在一家船厂做学徒

1987年，刘经富从三线厂调回老家修水县政协从事文字工作

1989年初，刘经富被提拔为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

1994年，县里调刘经富到审计局任副局长

1996年，组织部安排他到县文化局任副局长，分管文博、图书工作

2002年6月，刘经富调入南昌大学，现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人物著作

1999年11月，第三次“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论文《义宁陈氏家史述略》

2001年6月，出版第一部研陈专著《陈三立一家与庐山》

2001年，香港国际友人出版社出版的《一苇苦航》

2004年9月，修订、增补了《陈三立一家与庐山》（改书名为《义宁陈氏与庐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人物事迹

刘经富是江西省有名的藏书家。在他的书房“积庐”里，藏有两千余册线装古籍，千余册江西乡土文献和四千多册本文史书籍。走进他简陋、窄小的住房，一股浓烈的书香气息扑面而来，走廊、书房、阁楼、地板上、床上到处是书，除此外有一台电脑而别无余。

刘经富的藏书活动始于33年前。1970底他初中毕业，71年初参加工作。单位是位于江西瑞昌县长江南岸山沟里的三线工厂，先送到天津市培训，在一家船厂做学徒。有一天与几个同伴到天津劝业场去玩，很偶然地转到了设在二楼的天津古旧书店。书店里恰有一本黄山谷的《大唐中兴颂碑》拓本，书价一元。黄山谷是他的乡贤，小时候他常听家乡父老神聊黄山谷的故事传说。远在他乡，得遇心目中景仰的乡贤文物，刘经富非常激动，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本珍贵的拓本。就是这本拓本，把一个酷爱学习的青年引进了文史的殿堂，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与天津古旧书店结下了五年胜缘。那几年他在天津一边三班倒，一边狂热地购藏、阅读古旧书，享受着青灯一盏，方册一卷的夜读温馨。这位当年学徒工为了买书，不得不节衣缩食，从十几元的工资中抠出书资来，在食堂里2分钱一碗的排骨汤，一喝就是几年。有一次书店上架一批书，刘经富一下子就把当月的工资和别人托他买天津“东风牌”名表的100元变成了书生长物。为此，刘经富连排骨汤都舍了，足足吃了几个月的窝窝头，才攒足100元帮人家把表买好寄去。就在这次发狠中，刘经富拥有了上海会文堂精印的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文选》，秀野草堂的《温飞卿诗集笺注》、扫叶山房的《庄子集注》等缥缃方册。

渐渐地，刘经富“小夫子”的名气越来越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差点被当作复古的典型上台陪斗。好在他是代培青工，人事关系不在代培单位。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工，诵读圣贤经典，醉心子曰诗云，确实有点像偏离主旋律的不谐和音。社会的压力，朋友的担心，衣食的窘困，给刘经富留下了一段酸楚的回忆，也给他留下了一个圆不完的书之梦。

天津的五年学徒生涯，给刘经富一生以巨大的影响，奠定了他一生的基调，铺设了一个自学成材者独特的成长道路。他以初中学历，越过高中、大学阶段，直奔中国传统学术的原典。天津古旧书店当年充架溢柜的古籍，书香氤氲的氛围，给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课堂。就“文革”失学的那一代人而言，刘经富既不幸又有幸。他曾彻夜不眠地读《春秋左传注》、《诗经朱注》，手抄《诗韵合璧》、《唐诗别裁》、《古唐诗合解》，背诵过几百首唐诗宋词。虽然以当时的学力，学得半生不熟，似懂非懂，但中国传统学问素来讲究“目验之功”，尤其是治古典版本目录学，更是如此。假如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刘经富能够进入高等学府深造或者有缘结识一位名师，他也许会成为一个版本目录学家。

刘经富的藏书按内容分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经史子集线装古籍；文史书刊；语言文字音韵方言书籍；江西乡土文书；陈寅恪资料和与陈寅恪家族相关的文献资料。这个分类反映了他藏书的轨迹和研究方向的转换。在漫长的藏书实践活动中，刘经富逐渐悟到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藏书家，必须改变过去仅凭天然的爱好什么都藏的习性，须知“万卷藏书宜子弟”“理我藏书三万轴”的书香时代已经过去。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有意识进行专题收藏，向收藏界普遍认同的藏书家标准“有数量、有系统、有研究”靠拢。作为民间藏书家，刘经富的藏书条件和环境很差。除了早期在天津能够经常到大书店淘书外，以后的岁月里只能依靠县新华书店预订和向上海的读书人俱乐部邮购。1995年他订阅了石家庄市文联编印的《旧书交流信息报》，结识了不少京、津、沪、宁的书友，才接上已断裂的藏旧版书的链条。1997年后，刘经富开始确立主藏地方乡土文献的方向。与新印文史书籍相比，乡土文献更接近文物的范畴，书价更高。他曾用1000元购一册清?嘉庆刻本《黄律卮言》，2500元购一册叶恭绰题字的陈三立的《匡庐山居诗》。古人常调侃用一亩好田去换一本宋版书的书呆子。刘经富常遐想，若他早生几百年，这种异于常人的举动他也做得出。西方有句谚语：“一个人喜欢的书就是他人品气质的索引”。刘经富身上有着很纯的传统读书人的气质。他欣赏我国学者顾随的自嘲联：“昔为书生，今为书死”和古人的一副对联 “种树类培佳子弟；拥书权拜小诸侯” 。为古代藏书家的俊朗倜傥所倾倒。用这两幅对联来为刘经富传神写照，“虽不中，亦不远矣”。

对于大学，刘经富有几次痛苦的回忆。1973和1974年，天津造船厂均推荐以好学闻名的他上工大学的工科，而刘经富却执拗的要上文科，结果与大学擦肩而过。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刘经富只有初中学历，需要三线厂开具“通过自学达到高中程度”的证明。但三线厂的基层领导对前来报名的青工说，考文科必须发表过小说，刘经富没有发表过小说，所以单位不给开证明。刘经富并不死心，高考那天他搭上了厂里送考生考试的班车赶到瑞昌县城。他先到县招生办，请求招生办的同志给他一张准考证，当时传说每县都备有三张机动准考证。他在招生办清泪双流，直到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反复说明没有这回事，才绝望地离开招生办。没有进试场资格的他绕到试场墙外，用砖块垫着脚，扒住教室窗子的铁栏杆，他想看看具有神秘力量的高考是个什么样子。下午五点，他才动身回厂。瑞昌县城距三线厂有60里地，刘经富徒步沿山区公路行至夜幕降临，半夜一点多才回到宿舍。几天后，刘经富给中山大学中文系寄了一封自荐信，希望中大能破格准予他考试入学。信自然是石沉大海。1997年10月，刘经富到武汉大学拜见陈寅恪的侄女陈小从女士，看到美丽庄严的武大校园和那些翩翩穿行在校园的学子，想起自己二十年前的高考命运，不禁悲从中来。

刘经富说他在自学成材道路上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天津的五年岁月。如果他的青年时代没有离开老家（江西修水县）山区，到大城市接受现代文明，他的那点天然的文史禀赋可能会黯然消失。第二个转折点是他系统学习了中文专业教材，获得了大专文凭。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兴起一股自学成材拿文凭热。早已告别“志学”年龄、接近“而立”门坎的刘经富也加入了这支队伍。在四面湖山、远离市井的三线工厂宿舍，刘经富往往伏案攻读到夜狗乱叫，群蛙喘息。他于1982年底参加“北京语言文学自修大学”的学习，是首届学员。1985年毕业，获“优秀学员”称号。1985年下半年，刘经富参加江西省高教自考中文专业考试，1988年毕业，又一次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刘经富的文史学问主要是在两个阶段打下的基础：第一阶段是天津的五年自学，由攻读古籍原著入手而有了厚实的根基；第二阶段是系统补习中文专业教材，使第一阶段所学到的传统文史知识得到了归类、吸纳。

1987年，刘经富从三线厂调回老家修水县政协从事文字工作。1989年初，省高教自考办跟踪调查“优秀毕业生”的使用情况，引起领导注意，刘经富被提拔为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但他志本不在仕途，一心想做学问，圆那个少年时代就隐藏在心底的梦。但身处基层，没有师承，没有来自学术前沿的指点。怎样根据自己的学力、条件和所处的环境，选定一个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专业课题，一直是萦绕在刘经富胸中挥之不去的情结。

1992年，刘经富选定研究修水方言，开始自学相关著作。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对刘经富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他确定的研究方向。这一年暑假，南开大学中文系杨自翔教授带18名本科生和2名研究生到修水做方言调查。刘经富在与他们相处了半个月，向他们倾诉自己自学音韵方言时所遇到的烦恼。研究生李锦望认为自学音韵学很难走出来。他说河北沧州有个人，专门从事本土名士纪晓岚的研究，出了七、八本书。你们修水的黄山谷是比纪昀在中国历史上更有价值的人物，何不从研究黄山谷入手？刘经富听从了李锦望的建议，受孔凡礼先生从事陆游师友人事关系研究的启发，着手黄山谷家族、师友资料的搜集整理，并写了一些黄山谷师友札记。年底，刘经富萌生了到县黄庭坚纪念馆工作的愿望，因县里不同意降职使用未调成。

1994年，县里调刘经富到审计局任副局长，全家为之高兴，亲朋好友也来道贺。刘经富在公务繁忙中，中断了黄山谷研究，一度疏离了文史。1996年10月，刘经富因病住院10天。在病床上，他拿起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此前他也看过此书，不过这次重读对他的心灵产生了巨大震撼。觉得修水作为陈氏故里，应该有人站出来为研陈作贡献，在义宁陈氏研究领域应该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刘经富形容他当时的心境是大彻大悟，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彻底解决了多年来缠绕胸中的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和学术上的专题问题。在学术的园地里，刘经富寻寻觅觅，磕磕碰碰，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找准了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当时曾有三位县领导私下告诉刘经富，在审计局干得好，有可能以党外人士的身份进县班子。但为了为了学术，什么都可以放在一边。县一级没有人文科研机构，只有文博、图书部门最接近。他再次要求去黄庭坚纪念馆或县图书馆这样的清水衙门工作，抛弃一切杂念，沉下心来书道苦旅。对刘经富的这次工作调动，县里主要领导说了一句话：对刘的使用，按人各有志、人尽其才精神办理。组织部安排他到县文化局任副局长，分管文博、图书工作。这样既没有降职使用，又基本符合本人的意愿。

大方向确定以后，在具体运作上，经过分析，刘经富认定从陈家家史、家世研究入手比较适合自己的学力和条件。研究家史必须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修水正是研究陈氏家族的原始“文本”和第一现场，自己身在修水可尽得地利之先。

从此，刘经富走上了漫长的田野调查、搜集修水历史文献、陈氏家族文献资料之路。他通读了《义宁州志》、新编《修水县志》、《修水地名志》。每到双休日，国庆、元旦、五一节放长假，刘经富便提起一只大旅行袋自费上山下乡。他把一本厚厚的《修水地名志》按公路走向拆分成几小册。除地图外，手电筒也是刘经富上山下乡必备的工具。很多次入夜了他还只身一人打着手电筒行走在山间小路上。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修水的乡村，是县里机关干部下乡走路走得最多者。凄寂的古墓，废圮的书院、祠堂都留下了他的身影。而位于大山深处的陈氏家族故里，更是他考察的重中之重。他已记不清自己进去多少次了。他有限的收入都用在田野调查和购买文献资料上。对自己的选择，他从来没有后悔过，每次出行都有强烈的动力，觉得前方似乎一定有重大的发现在等着他。春来暑往，刘经富的提袋下乡成了修水县文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一个边远县里搞文史，做学问，自然会遇到不少困难。但令刘经富最痛苦的是“百年歌自苦，一世无知音”。这种心累的感觉主要来自于周围一种无形的压力。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打麻将，寡交游，在市井社会明显属于另类人物。“书古董”“书呆子”的贬称使刘经富多年来一直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踽踽独行。虽说文化局与文史学问较于接缘，但组织部每年年终考察班子主要是考察政绩和行政能力。刘经富有时候觉得自己真是一根无处安身的芦苇。好在县里有两位领导尚有中国传统的养士之风，说一个县也要一两个读书种子，使刘经富赢得了几年的宝贵时间。

刘经富因搜集义宁陈氏家族史料的需要，与陈家后人、陈寅恪先生的弟子的交流、交往多了起来。早在1996年，周一良就对刘经富着手研究“义宁陈氏家史”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支持。在一封信中周一良先生鼓励刘经富“先生才学气质以我度之，适宜于研究陈氏文化家族历史，大作已有可观，当拭目以待也”。

1999年11月，第三次“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中山大学举办。刘经富接到与会邀请函，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大山参加学术交流会。会议期间，海内外八十多名专家、教授、博士济济一堂，他们当中有寅恪先生早年弟子季羡林、王永兴、石泉、李涵夫妇，晚年弟子蔡鸿生、胡守为、刘桂生等。80多名正式代表中，刘经富是唯一一个没有高学历、没有职称的来自基层的文化工作者。他提交的论文《义宁陈氏家史述略》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认为材料扎实，用材料说话，有原创性，使读者得知在陈寅恪的故乡，还有那么多的文物、文献遗存，拉近了研陈学界与陈寅恪故乡的距离。2000年5月，刘经富赴上海图书馆参加“中国家谱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再次获得组委会的好评。

2001年6月，刘经富出版了第一部研陈专著《陈三立一家与庐山》一书。同时将自己几年来发表的有关陈寅恪家族单篇文章和文史丛谭结集出版，名为《一苇苦航》。刘经富的成果及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得到了肯定。2002年春节，石泉、李涵夫妇在寄给刘经富的贺年片上写道：“您广泛寻求义宁陈氏故居、墓地和各种文献材料，独辟蹊径，对研究义宁之学很有补益。在报刊上屡见鸿文，谨此祝贺。”江西历史学会对他取得的成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先生今年获巨大成就，为江西史学界树一良好典范，且在全国文史界造成甚大影响，可喜可贺！”

2001初，刘经富向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梁洪生和江西省历史学会会长、南昌大学副校长邵鸿教授提出自己想到高校从事科研工作的意愿，得到两位教授的鼎力帮助。同时，北大季羡林先生、周一良先生对此事也非常支持，8月初他们分别致函南昌大学校长。

季羡林先生在推荐信中写道：

在中国文化史上，江西文化实占重要地位。唐宋八大家宋代六大家中，江西有其三，依此可以类推。刘经富先生对江西义宁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及其一家研究有素，成绩斐然，可以说是对江西文化研究做出了出色贡献。他现任县文化局副局长，政务丛杂，大不利于研究工作。他想参加贵校赣文化研究工作。我们认为，这种想法是积极有益的，因敢冒昧推荐，请予考虑。刘先生学历不高，也许与当前潮流有违。我们想套用龚自珍的两句诗：“我劝校长破俗套，不拘一格用人材。”

周一良先生在信中写道：

我与刘经富同志通信已有数年，今春他来京又得晤面详谈，我认为他已达到和超过一个硕士毕业生水平。从他的文章和谈话来看，他发掘运用史料，利用工具书，吸收前人成果能力都很强。他的文章充实有说服力，在一般的报刊文章之上，确是学术著作。他如能调入科研机构，比在文化局将发挥更大作用。他可以继续深入研究陈氏家史，以后进一步可以研究江西客家历史，或者其他世家大族的历史……因此我愿意推荐刘经富同志进入研究机构，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能。

南昌大学校长潘际銮院士在季老的推荐信上批示：“我看了季、周二老的推荐信和听了邵校长的介绍，刘经富同志确为优秀人才。我认为应该不拘一格予以选拔使用，拟同意调入我校。”2002年6月，刘经富正式破格调入南昌大学。他可能是解放后江西省第一位学历为初中的基层文化工作者调入高校从事学术研究的人。

调入高校工作，是刘经富人生旅途中的重大转折，他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放下一张书桌的地方。他极其珍视这一得之不易的机遇，两年多来，研究写作进入了一个丰收期。依据在修水工作期间搜集到的义宁陈氏家族的家谱、祠志、手抄本等文物文献资料，他陆续撰成陈寅恪家族的书香渊源系列文章，发表在《东方文化》、《读书》、《文史》、《南昌大学学报》、《书品》等刊物上。修订、增补了《陈三立一家与庐山》（改书名为《义宁陈氏与庐山》），列入“南昌大学211重点建设项目赣学研究课题”再版。

刘经富自学成材事迹，被省内几家媒体相继报道，其所散发出来的人文气息和坎坷的求学经历感染了读者。一位领导对他说：你弃官从教，说明你能看破红尘；没有职称，照样潜心学问，笔耕不辍，说明你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学术界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人。

由于高校的体制局限，刘经富尚未获得职称。对他来说，调入高校工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他大器晚成的经历，厚积薄发的性格，与时下高校有水快流的量化考核机制、氛围也难以适应。他以微薄的薪水，仍像以前一样自费下乡搞田野调查，购藏江西乡土文书。可以预料，他未来的学术生涯，仍难脱离“一苇苦航”的境界。但再艰难困苦也改变不了刘经富献身学术的决心，他这辈子注定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所谓种善因，得善果，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他忧虑最多的是学术本身的问题，即能不能做出成果，到达为之奋斗的彼岸。为此，刘经富自拟了一副对联：“幸有三余观学海；愧无一苇渡沧溟。”下联典出《诗?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航之”。在茫茫河海中，“一苇航之”是多么的艰难和壮美啊。他非常喜欢这个成语所蕴涵的意境和神韵，遂请朋友琢了一方“一苇苦航”的闲章以言志，用它来概括自己的求学生涯，以缓解德业难成的压力。

陈寅恪是我国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史学大师之一，在他的学术领域内是难以超越的。他所坚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20多年来，陈寅恪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在百花争艳的研陈园地，刘经富的义宁陈氏家族史研究已占有一席之位。刘经富向我介绍，义宁陈氏家族有九位成员可以整理出版笺注诗文集、年谱、评传，就学术专题而言，这是一座“富矿”。面对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文化世家，后人自应担当起钻研弘扬的使命。对此刘经富有自己的研究、写作计划。我们期盼着这些计划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