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廖梦醒

时间:2023-12-22 02:46:12编辑:雅博君

母亲廖梦醒的个人简介

文章《母亲廖梦醒》摘自《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李湄著。母亲廖梦醒,女,汉族,1904年出生,1988年去世,她一直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但当她回到解放了的土地上,开始为新中国工作时,在工作和生活上却面临种种困难和考验。

基本内容

母亲廖梦醒

廖仲恺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辛亥革命的伟人。作为他的女儿,廖梦醒(1904-1988),本书作者以女儿的眼光,真实地记录了这位不平凡的女性的人生故事。

“孙夫人还在上海”

从1948年底起,香港党组织租了往返香港与东北的外国货轮,把民主人士分批送去解放区,为召开新政协做准备。潘汉年派人为我家安排北上事宜。外婆何香凝、妈妈廖梦醒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离开香港,于1949年4月11日抵达北平。

在站台上,妈妈首先看见了周恩来、邓颖超、林伯渠,还有许多先期到达的民主人士及早期的黄埔军校学员,他们热情地上前和外婆握手。妈妈出生在香港,入党后长期在白区工作(充当我们党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这是第一次踏上解放了的土地,热烈的场面令她感动得落泪。出站的时候,邓颖超拉着妈妈的手说:“你一直当秘密党员,现在北平已经解放,你的党籍可以公开了。”妈妈说:“上海还没有解放,孙夫人还在上海,公开我的党籍是否会对她不利呢?”她表示还是过一阵再公开为好。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恩来一再写信给宋庆龄,请她北上,并派邓颖超专程去上海迎接,妈妈陪同前往。到上海后,邓颖超让妈妈先去和宋庆龄打个招呼。当妈妈身穿灰布制服,头戴灰布军帽出现在宋庆龄面前时,她还以为来了一个女兵,妈妈叫了声“Aunty”,她发现是我妈妈,这才笑了起来。

1949年7月23日,我从华北大学毕业。当时南方许多地方刚解放,急需干部,很多学员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我也跃跃欲试。听动员报告时,我知道区队长胡华要去中央开会,便从笔记本撕下一张纸,匆匆写了几个字,托胡华带给周恩来。没想到当天周恩来就派人送来回信: 李湄:

七月二十三日来信收到。你是否应该立即工作还是继续学习,应由学校负责机关及你所属的团组织来决定,我们不应从旁干涉的。你要问我个人的意见,我不反对你工作,但工作地区不宜离开你妈妈太远。到群众中去,北方也有群众啊!  谁都知道,周恩来从来不照顾自己的亲戚,可是他对我妈妈的照顾却细致入微。而最大关怀,莫过于把我留在了她身边,以及在“文革”中保护了她。这两件事妈妈当时都是不知道的。

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了。外婆何香凝、舅舅廖承志和妈妈廖梦醒都参加了会议。一家出三个代表,一时传为佳话。

“让我当秘书吧”

在北京安定下来后,邓颖超安排妈妈去全国妇联工作。当时妇联国际部部长是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除了她之外只有一个叫戚云的人。杨之华对我妈妈说:“国际部现在只有我们三个人。我是部长,你是副部长,戚云是秘书。”妈妈从来没有当过什么“长”,听杨之华这么一说,便诚惶诚恐地提出:“副部长我当不了,让戚云当副部长,我当秘书吧。”妈妈是个直率的人,说这话并不是客气,是她的真实想法。

妈妈负责的第一件工作,是为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山公园搞一个展览。妈妈不熟悉新的工作环境,遇到了许多具体问题,如:预算经费只到位十分之一;做木架的商家追着要钱,想请示领导,却到处找不到人。一天晚上,下起小雪,妈妈看着工作人员给苏联馆盖好油布才回家,到家已经很晚。刚要睡下,有人来电话说苏联馆塌了,吓得妈妈赶紧冒着雨雪跑去。一看,展览馆好好的,根本没事,是有人在作弄她,妈妈气得掉泪。到做总结的时候,又有人批评妈妈是事务主义,妈妈很委屈。

那时妈妈的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协助她工作的几个人是基层来的小青年,其中一人说妈妈是“民主人士,不会办事”。妈妈反驳道:“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呢。”为此,回到国际部,妈妈受到批评:“缺乏组织性纪律性,暴露秘密党员身份。”不知为什么,妈妈的党员身份直到1953年才公开。

建国初期,即便是妈妈这样的老党员,也因受过西方教育,长大后有很多旧的习惯,而成为另类,人们背后说她是“党内民主人士”。妈妈不习惯老区的思想教育方式,她也不善于在会议上作长篇大论的发言而这些都是当领导的不可或缺的本事。因此,妈妈当领导,就像被放在炉子上烤一样。一天,有人当面对她说:“你根本没有资格当副部长!”妈妈就找邓颖超:“本来我就没有能力去领导别人。我的能力大概只能去打字。领导不用顾虑我没犯错误不好降我的职,如果分配我去当打字员,我也愿意。”邓颖超安慰妈妈不要胡思乱想。

搞展览会的时候,妈妈每天很晚才回家。到家时,外婆已经就寝。外婆习惯于子女每天早晨向她道早安,晚上向她道晚安,现在多少天也见不到妈妈人影,外婆很不高兴,以为妈妈在故意躲她。外婆是个直肠子,高兴不高兴全摆在脸上。妈妈难得一天早点回家,外婆也不给她好脸色。妈妈后来说,这段日子很不好过,“在机关看白眼,回到家看黑脸”。

妈妈决定搬到机关宿舍去住。那时大家都吃食堂。妈妈吃不惯北方饭菜,得了神经性胃病,每顿饭后都呕吐。心理学家丁瓒给妈妈看过病,他告诉舅舅,妈妈有抑郁症,发展下去后果堪虞。舅妈把这情况告诉了我,要我注意妈妈的情绪,我很震惊。那时我只有十几岁,还不懂得妈妈的痛苦。爸爸李少石已牺牲多年,有同志劝她再婚,但是她忘不了爸爸,也怕我不接受,就拒绝了。

机关常常要填各种表。每次填表,“出身”这一栏都使妈妈犯难。外公毕生跟孙中山搞民主革命,孙中山是共产党肯定的,外公是“革命先烈”,也是共产党承认的。但外公又是国民党的高官,而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敌人。妈妈搞糊涂了。结果,她在“出身”一栏里填的是“革命官僚”。

妈妈开始写东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妈妈百病缠身在家休养时,开始写些东西。1957年外公八十诞辰,妈妈在《工人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父亲廖仲恺之死》的文章。不过,那时她主要搞翻译,译作大多登在《人民日报》副刊。可惜她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可能广泛接触外文书籍,便只能降格以求,逮住什么翻什么。

妈妈精通英语和日语。在家休养,没有谁要求她去研究日本问题。可是她在日本长大,熟悉日本,觉得应该去研究。她在一个小本里记录下各种各样的日本问题,包括:日本劳工运动状况、日本人修改宪法的斗争、日本的旧家族制度、日本农村妇女问题、日本的“儿童宪章”等等,应有尽有。妈妈总是自觉自愿地做这做那,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出于一种责任感。

上世纪60年代,“末代皇帝”溥仪写过一篇日记:“下午,遇廖梦醒,勉励要不断努力、上进、争取,如能入党,更是惊人创举。改造中,自己虽有进步,主要更在于现在和将来的努力……”这篇日记后来公开发表,题目是《应永记廖大姐最恳切的期待》。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妈妈去协和医院探望病人,在走廊里遇到了溥仪,妈妈和他握手问候之后,就直截了当诚恳地鼓励他好好改造,说以后还可以争取入党。溥仪大为感动,回家当即写了这篇日记。我想,溥仪所接触到的人,不是向他点点头,“今天天气哈哈哈”,就是干脆什么都不说,谁也不会像我妈妈那样,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与他大谈思想改造,还鼓励他入党。溥仪一定觉得妈妈与众不同,特别真诚。妈妈其实口才并不好,她不善辞令,但她的真诚常常感动别人,就像一团火,谁来熔化谁。

1963年外婆当选人大副委员长,《何香凝传》就是这时提上日程的。妈妈接受了帮助写作班子收集材料的任务。“文革”前几年,妈妈主要就是干这件事。“文革”开始后,写传计划告吹,1969年妈妈随时可能被逐出北京,她就将辛苦收集到的一大箱材料送到外婆家保存。     “家传的“迟钝”

妈妈晚年除担任政协委员外,还有一堆不用理事的“理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好在她并不把“官职”之类放在心上。廖家的人好像对此都相当迟钝,从外公开始,外婆、舅舅都如此。对于自己朋友,妈妈也搞不清谁是什么“官职”,她只知道这人是“重庆时代”的朋友,那人是“上海时代”的朋友,这就够了。妈妈不习惯官场习气。我手上有一封信,是外婆的秘书廖承慧写给妈妈的,廖承慧是妈妈的叔伯妹妹。她在信中对妈妈说:“廖主任”(即舅舅)如何如何,“何副委员长”(即外婆)如何如何,妈妈看了很反感,她在信上批了两句:“这是什么意思?你把自己从廖家出族了么?”但批完后,信并没有退回承慧姨,妈妈只是抒发自己的不满而已。

妈妈的价值观与众不同。别人看重的,她未必珍视;别人觉得没什么的,她却很珍惜。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家用小电器很吃香,海外亲友送的照相机、按摩器、果汁机等等,她随便放在柜里,可是东京浅草老太太送的小扇子却宝贝似地锁了起来。一次,我问她:“中国名人你认识不少,外国名人你认识哪些呢?”她想都不想就答:“罗森医生。”我很意外,说:“他又不是名人,只是医生。”她认真地说:“他是个有名的耳科医生呀!”萨缪尔?罗森医生是美中友协创始人之一,宋庆龄的朋友,他访华时宋庆龄请他给妈妈看过耳朵。

曾祖父李胜在广州河南龙光里有一排房子,是三个门牌号相连,其中龙光里10号二楼留给我爸爸作遗产。1972年祖母去世,妈妈把龙光里10号二楼,连同里面一厅两房的全部红木家具,统统捐给了政府。

我家的家具却是上世纪50年代公家配发的旧家具,到80年代,已经破烂不堪。两张沙发两边的扶手也磨得露出棉花。改革开放后,常有来自海外的亲戚朋友到家里探望妈妈。每次来客人,就得找出一些花花绿绿的小布,铺在沙发扶手和后背上,并盖住乱七八糟的杂物架。好在经过我一番打点,客人们照出来的相片还挺像样。1984年妈妈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时候,隔壁住的是妈妈在香港地下党时的同志林涧清,他得知我们有这些琐碎的难题,就会堂退役的沙发,还好心地加了两条地毯。

1984年妈妈被调整为副部级待遇。据说,是因为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对妈妈单位的人说,廖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家族,老一代的人已经没有了,这一代也因廖承志去世,只剩下廖梦醒了,应该善待她。妈妈这时已行动不便,但提高待遇之后,大米和牛肉有了保证。

妈妈在家里可是一贯享受“高干”待遇。我们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稀罕食品,要集中供应妈妈,自我以下各辈人等不能分享她的专用。这些专用食品,孩子们称之为“婆婆级”。

摘自《梦醒――母亲廖梦醒百年祭》李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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