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盛堂的个人简介
刘盛堂（1860年－1923年），清朝官员。云南会泽县钟屏镇人，祖籍湖南。刘盛堂母亲与唐继尧祖母是朱姓亲姊妹。故唐应为刘的侄子辈，1904年刘与唐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走上革命道路。唐后来投身护国运动。
生平
刘盛堂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中己丑科三甲第31名进士。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广东开平县知县。盛堂提倡实学，在当地创建凤山书院，并捐出养廉银购买书籍，当地学风为之大变。其为官主张从严治理，致力于打击奸恶，革除冗员。又聘请阳湖人吴翊寅重修县志，文稿方成，尚未刻印，盛堂即遭到排挤卸任。后《开平县志》为其立传。
光绪三十年（1904年），刘盛堂与唐继尧等获选官费留学日本，并考察学务。其间，加入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年）学成回国，任昆明贡院督学。次年返回会泽。
辛亥革命后，刘盛堂自筹经费，在家中的“迎晖堂”创办了会泽第一所新式教育的爱国小学堂，并在南岳宫创建楚黔小学，被推举为首任校长。为响应辛亥革命，刘盛堂带领学生推倒城隍庙内塑像，倡导妇女不缠足，又带头剪辫，剃成光头。
民国元年（1912年）3月，刘倡导创建了滇剧组织“清明会”。刘盛堂任会长。下半年，改名翼教社。后创办实业，于南岳宫内成立织布公司。民国十二年（1923年），刘盛堂病逝后，织布业界为他在西门外立“功德碑”纪念他。
著作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纂修《云南地志》二卷，出版者爱国小学堂，版本为石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
家族
刘盛堂有四子：
长子刘尧民，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云南大学教授、中文系系主任。
次子刘治熙，1928年毕业于河北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曾任滇北矿业公司协理，同时在会泽管理楚黔中小学，并积极推广科学技术，曾在刘家祠堂自费创办东臬农场。1949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会泽县民选县长、人民代表，后调云南冶金四矿工作，又调云南冶金设计院。
三子刘治康，实业家，1935年起任鑫泰矿业公司经理，1949年后曾任昭通地区人民代表、东川市人民代表、会泽县人民代表。1953年2月10日，云南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业暂行条例》之规定决定由西南有色局作价收买鑫泰公司，交由会泽铅锌矿收归国有。
幼子刘治隆，1942年云南大学毕业，为云南省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参考文献
《开平县志?卷二十四?职官表》页十一：刘盛堂，云南会泽进士。（光绪）十八年任。有传。
《开平县志?卷三十?宦绩》页八～九：刘盛堂，云南会泽人，进士。光绪壬辰知开平县事。盛堂提倡实学，创建凤山书院，捐廉购置书籍，日与诸生研究经史，士习为之丕变。邑人喜构讼，图告不图审，习为固然。盛堂怒曰：“此刁风也，乌可长于是！”加意惩创之。尝有原告伏罪而被告尚未知情者。健讼者至，相戒不敢轻于尝试。一时有讼庭花落之称。自温公树焙螅厝讼坝诳碚⑻镁乐悦停阃教柘阑彩郑褚源蠛汀Ｏ仁牵钜鄢邢嘀炼倭耍降撤笔迤贝枥良θ荒忠抵抑帘彰疟苤圆患４吮参＃龃蟀搁财渫叫刚咔椎常剿骰咴弧敖膊罾瘛薄Ｓ小昂谘垡薄鞍籽垡敝俊Ｃ恳话搁睬О俳稹２罾袢耄我馕云保刚唔в谓质小Ｔ婧舨叮湮鹩Α９实笸较辔皆唬好驮糇呓允汛瞬芪媳我病Ｊ⑻猛闯推浔祝史畈靡郏坏└锶ザ偃昧羲氖┣埂２畋┥躁Ｓ榷袂孔寰藁郎鹬哨苏撸簧约俳琛Ｓ帜钪境司萌保友艉怦匆匦蕖２荽闯蹙停醇翱蹋蚧窳谝鼐薜粒髌搅钋乘罚剐蹲ァ＃ㄒ陨喜蜗缤林荆
《云南地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宣威、会泽彝族历史上的教育状况简析
地处滇东北乌蒙山系南延部分的宣威、会泽一带，是古代彝族聚居生息地域之一。现两地共同生活着汉、彝、回、苗、壮等各族人民200万余人，其中彝族人口约7万人，分布在各个乡镇，宣威市24个乡镇342个行政村、办事处中，几乎都有彝族。据统计，占行政村总人口15一30％以上的彝族村就有47个，东山乡芙蓉村彝族人口占该村总人口的77.6%。宣威市现有120万人口，自然资源丰富，经济文化也发展较好，但尚有占总人口2o％左右的民族贫困乡5个、贫困村82个；会泽县则是云南省的贫困县之一。探讨这一地域彝族历史上的教育状况，对进一步加强内地高寒山区少数民族教育工作是有稗益的。本文就调查了解的材料作一些简略分析。
宣威、会泽彝族历史上的教育，主要受到汉文化和南诏大理文化的影响。其教育的基本方式和途径，仍是以言传身教为主，由家族长者、部落酋长、宗教巫师、圣衣班、老君头、艺人等，对本民族成员进行生产劳动技能与社会生活知识的教育。彝族很早就在社会实践中创造了种记录本民族语言的象形音节文字――毕摩文（老彝文），亦称囊文或韪书，行款直书左行。据史书载：“唐时人纳垢（今云南马龙县王家在乡半山村人）酋之后阿搜集规范表意文字，形如蝌蚪，凡字一千八百四十号。”毕摩文的出现，可以说是彝族文化史上的一大进步。巫师用它记录整理了诸如《指路经》、《献水经》、《咒语经》等大量经卷，还记录了彝族独具特色的大量民间文学，其中包括彝族历史、地理、哲学、艺术、天文、医学、农技、民俗等方面的内容，多服务于宗教祭祀和喜庆节日活动，达到传播传统信仰及道德思想观念、调节社会关系、维持本民族生存和繁衍的目的。但因为这种文字主要用于宗教活动，故流行使用范围相当狭窄。
宣威、会泽一带开始设学，先后不一，却均在土司制建立之后。据史籍载：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御史缪文龙在宣威始设学宫，规定“土州彝民其屯所生童俱赴乌撒卫应试，自建学寄粮之后，始入州应考”。这是因为当时大范围实行军民屯田，各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土司家族也较注意学习汉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与此同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在当地得到传播。但是，此时朝廷推行的是“不准各地土民滥人”的民族歧视政策，规定“广西、云南、四川等州县土官地方，凡设学由提学严格清查，实系土著人才准考充附学”。直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才准“云贵土司应袭子弟受训”，“俟父兄卸事之日，回籍袭职”。东川土府于康熙六年（1667年）“川陕总督提请建学，在府城南门外建文庙”。沾益土知州也曾聘请汉族文人学士为师，教授子弟习《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之类。如末代土司安于藩，“颇好学能诗”，在其母龙氏抚孤管州事时，让他“奉邑绅孙衍庆为师，敬礼备至。其厅内辟有二轩，东曰励志，西曰启明……敦诗说理，师人师经”。
博雍正初年。当地改流后，朝廷官吏一面劝民耕织，一面推行“崇儒垂道”教育，即所谓“国家乐育群材不限以地捕梓记，尤望士之能自奋而应其选者庶几无负”。其时，东川署知州王廷珏“奏照例立学取文武童生十五名”，建崇词、文昌宫设义学；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准建威州学，设学正一员，每考入学文武生八名”。知州张汉建义学，城内二馆，四乡八馆。其后，东川知府崔乃镛在义学基础上扩建“西林书院”（后知府义宁易地更名为“日新书院”），宣威建“龙山书院”（后移建改名为“榕城书院”），聘请孝廉或副榜以上之士任“山长”（院长），由官府“廪给”与置学田、房产及抽收部分生息银解决经费。乾隆年间，应试童生渐多，东川乃设廪生、增生8名，继增至20名，当地绅民为记载知府义宁办学、兴水利有功绩而建盖“义太宁饲”，义宁应请题匾，改词为“金钟书院”；宣威州生员定额奉准廪生、增生各20名。当朝曾先后颁御书“万世师表”和“生民未有”匾额于书院学宫，设祭器、舞器10余种，钦定春秋乐章及“六舞图”，宣讲案讲《圣谕广》、《圣谕十六条》、《卧碑》、《圣愉士子文》等和“大清律”所定的学习科目，如书院条规、孝经、尔雅、诗、书、礼、易等，以培养人才，儒学科举之风兴盛起来。同时，义学、私塾也大为发展，
至光绪初年，仅东川府（会译）的义学由原来6所增至15所（官办8所、乡里创建2所、土绅富户捐资兴办5所），也皆置学产作为经费来源，免费招收彝、汉子弟入学；私塾由原来的26所增至78所，除少数富户延师在家教诲子弟外，多为清贫之士设馆授徒，收取学费。也有全村共同请师办学的，其生活待遇由学童家庭担负，学无年限，以《幼学琼林》、《子弟规》、《干字文》、四书五经等为内容，进行启蒙教育。道光末年（1827年），宣威学正宝、齐禀、叶乔秀等人倡导“捐资生息”，以作为书院文武童生投册费，使儒学教育有了更大发展，至咸丰、同治年间，当地考生达八、九百人，在府学廪生、增生数额中占四分之三以上，后人曾勒石立碑铭记其绩。明、清两代，不少人登科及第。仅据宣威史志资料统计，共有贡生267人、副榜10人、举人61人、进士5人。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东川府邑人黄毓英自费赴日本留学，相继以官费选派刘盛堂、唐继尧、张璞、倪鄂、刘震东、李琪、钟琪等人到日本留学，并逐步开办学堂，至宣统初年共有含高、初两级的小学堂4所、初等小学堂9所、女子小学堂1所、中学堂1所（后改为师范传习所），还有私立小学堂2所。宣威改设高等小学堂1所，私立小学（班）1所。此时，高、初小学堂均设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图画、手工、乐歌、体操科目，只是高等小学堂增设农商知识课。
民国元年（1912年）实行县制，学堂改为学校，取缔儒家诗书，小学7年制，高、初级分设，初级小学一、二、三年级，毕业考试合格升入高级小学。初级小学习国文、算术、修身、图画、乐歌、手工科目；高级小学加授史地、格致（自然、卫生、社会常识），改修身为公民课。同时，相继成立“县劝学所”，注重提倡民众教育，规定：“村民就附近联络每三百户必办小学一校，其经费分甲、乙、丙三等担负，平均以每户三角为率，谓之三角捐。”民国十三年（1924年）云南省推行“义务教育”，曾下发《义务教育提纲》，在城乡取消私塾，之后在农村举办保国民学校，县城、集镇成立中心小学校，两地办学规模逐渐扩大。据史料统计，至三、四十年代，宣威县共有高、初级小学300余所，学生13600余人，教职工700余人；会泽县有初级中学和农牧职业初级中学各1所，小学110所，保国民小学45所，普通小学54所，短期小学24所，民校23所，学生7650余人，教职工约300人。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大学矿冶、土木建筑二系由昆明迁至会泽授课、实习，当地县中和农牧职工及简易师范合并为省立初级中学。中学课程设有国文、英语、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历史、地理、公民、音、体、美、生理卫生和军训等，直至解放前夕。
清末民国期间，不少中小学毕业生进入各级各类学校就读，出现了一批人才。仅据《宣威县志稿》统计：当地毕业于云南省立中学43人，省立师范143人，高级部师范10人，优级师范选科6人，高等师范7人，云南甲种农业学校10人，乙种工业学校7人，甚至有女学生留学法国；补录入省女中高级部和初级部共25人。
纵观宣威、会泽彝族解放前教育的演进过程，我们大体可以看出：彝族在早期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教育始终处于“言传身教”的低级阶段，在历代王朝的管辖之下，兴学也较晚。
据史料记载：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在滇兴学，“以所改云南郡县上闻……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其时，“有路学，有府学，有上中州学，有下中州学，有县学，有诸路小学……而书院亦极为发达。吾滇兴学亦于此始”。民可是，宣威、会泽（东川）境内却未建学。明代在当地建立土司制后，开始执行的是民族歧视政策，虽规定土州彝民可应试，但又不准土民滥入；后来才于两地建学宫、兴儒学，入学的则仅限于土官子弟。“崇儒重道”、儒学科举制推行之时，则是在清代“改土结束土司制之后，朝廷官吏、士绅富户大力提倡办学，才把儒学教育完善纳入封建王朝整个教育思想管理体系的轨道上，出现了不少功名之土，对彝族和其他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形成彝族崇尚汉文化的传统。正如《宣威县志稿》云：“自改流而后，四境虽属蛮夷，而涵濡圣化……白彝于诸夷中向化最先，进城市者，衣冠礼仪，一如汉人。”
民国时期，新学得到进一步变革发展，倡导民众义务教育，学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各级各类学校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开发了民族智力，并随着各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奠定了彝族使用汉语、掌握汉文的基础。但是，在相当一部分彝族地区尤其是偏僻贫瘠高寒山区，民族文化教育非常落后，有的处于蒙昧状态，直到今天，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民族经济文化的更大发展。
近年来宣威、会泽两市县党委、政府从高寒山区生产水平低、群众生活贫困的实际出发，坚持以发展民族经济为中心，依靠政策与科技，把“治穷”和“治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对少数民族山村采取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大力开发山区有资源优势的脱贫产业，注意普及推广实用科学技术，同时极为重视民族教育工作，在少数民族行政村建民族小学或半寄宿制小学，县一中设民族生高中部（班），积极兴办多种形式的农职业教育，并给以财力、人力、物力上的重点扶持，使之更好地培养民族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民族乡村自我发展的内在活力，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据调查，云南省内地高寒山区面临的特殊性是：少数民族居住的散杂性，地域环境的差异性，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此外，不少农户还存在着温饱问题；学校点多线长，办学条件差，师资数量不是，质量也偏低，规模效益不高等，这些制约着民族教育的快速发展。当前，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定的我国教育发展总目标和总任务，要在本世纪末完成全民教育的“两基”、“两全”任务，这对于宣威、会泽以至云南全省来说，还相当繁重而艰巨。
